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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唐宋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再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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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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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严密，因为“军国所资，咸出于租调。”①唐代前期实行均田制与租庸调赋税政策，按史家的研究，唐代均田制下的授田实际远不足百亩，在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狭乡，最多的在30亩左右，甚至不过5亩、10亩。②唐代中原地区的粮食产量，普通在1石左右。③如以实际授田30亩，每亩平均产量l石计，每个丁男每年可收粮食30石，纳租2石，其田税率大致为6．6％左右。但还要加上调与庸的税收。唐代规定每个丁男每年交纳的调与庸共为绢2匹，按开元天宝时期的粟米与绢帛价格，粟米平均每石约200文，绢帛平均每匹约550文。④依此折算，相当于农民每个丁男还要向国家交纳5．5石粮食。这样算来，人口密集地区每个丁男的纳税率实际上为25％左右。这里还没有计算其它杂税的负担。唐德宗时以大历十四年的税额为准，实行两税法后，夏秋两税的税率未见记载，但按照安史之乱以后国家财政开支日益增加，财政困难的情况来看，农民每个丁男的负担不会低于实行租庸调法时。北宋的两税额，“大率中田亩收一石，输官一斗”，⑤即大致平均为10％左右，而且两宋时期并未有大的变化。这一税率大致与唐代相当。但宋代国家财政经常处于困竭状态，对农业税收的增加，主要是通过两税附加的杂税、以及所谓折科、折变和支移等变相加税的手段来进行，农民的实际负担并不会比唐代低。
但唐宋之际对工商业者的税收是较为优惠的。从商税征收的变化可以说明这一点。唐代前期的工商业者，除与一般民户同样交纳按资产多少规定交纳的户税与地税外，并未征收商税，其负担已较农民为低。到安史之乱以后，因为财政困难，方开始征收商税。到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实行两税法时确定为三十税一，即3．3％左右，⑥远远低于农户的负担。到宋代的商税额则比唐代有所降低，当时“行者賫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大约如此，然无定制，其名物各随地宜而不一焉。”⑦过税相当于商品流通税，住税相当于营业税，也就是说，宋代的商税率，大致为3％和2％，比唐代后期降低了。显示国家权力对商业的征税力度，唐宋时期比农业要低得多。可见唐宋时期国家权力对农业的控制力，始终远高于对工商业(除盐、茶等专卖商品外)。由农业取得的财政收入，直到北宋初期，仍然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最大的比重。
唐代中期以后，由于国家财政的困难，通过农业部门榨取的收入毕竟有限，远远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财政开支，于是对工商业收取的专卖收入与税收，在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中不断增大。安史之乱后对盐实行专卖制度，当时“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鑲、百官禄俸皆仰给焉。”以后对商品的专卖，又扩展到茶、酒、醋等方面。因此，国家权力对盐、茶等商品的控制非常严密，所谓“茶、盐之法益密”，私贩盐、茶在一定数量以上均处以死刑，而“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⑧但是，即使是盐、茶业中，仍有私人商业资本的空间，范仲淹说：“茶盐商税之人，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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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献通考·田赋考》四，历代田赋之制。
② 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3—244页；朱大渭、张泽咸：《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册，齐鲁书社、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第433—434页。 ．
③ 胡戟：《唐代粮食亩产量》，《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吴章铨：《唐代农民问题研究》，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3年；王仲荦，前引书，第373页。
④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册，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第205—206页。 ．
⑤ 张方平：《乐全集》卷14《食货论·赋税》。
⑥ 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0—19l页。
⑦ 《宋史》卷186《商税》。
⑧ 《新唐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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