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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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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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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谩的我高丽人。”（第１３１页）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高丽人对丝织品买卖是很熟悉的，富有经验的，因而在讨价还价中充满了自信。
棉花的普遍种植和棉织业在中国的兴起，都是元代的事。至元二十六年（１２８９年）元朝政府在江、淮以南各地设置木绵提举司，责民岁输木绵十万匹［①ｋ］。大德三年（１２９９年），在大都的国家仓库“每年收受各处行省木绵布匹不下五十余万。”［②ｋ］民间织造进入流通过程的木绵布匹一定为数更多。棉花种籽在十四世纪六十年代由夕益渐传入高丽，后经郑天益试种成功，并且制作了纺织棉花的工具，棉布生产才开始在高丽发展起来，这已是元朝灭亡以后的事了［③ｋ］。可以说，有元一代，高丽还不能生产棉布。因而，商人将这种新兴的纺织品由中国贩运到高丽，必然是受到欢迎并有利可图的。《老乞大谚解》记载商人购买的物品中，便有“粗木绵一百匹”。事实上，一直到明初，朱元璋还支出大量棉布来和买高丽马匹。
《老乞大谚解》所记高丽商人购买的日常生活用品中有“秤三十连，等子十连，那秤、等子都是官做的，秤竿、秤锤、毫星、秤钩子都有”。秤是检测物品轻重的衡器，等子是用来检测珍细物品（如金、银）轻重的小型衡器。金、元之际，中国北方度量衡制度混乱，忽必烈以藩王身分管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时，谋士刘秉忠建议；“宜令权量度均为一法，使锱铢圭撮尺寸皆平，以存信去诈。”［④ｋ］忽必烈登基称帝后，采取了统一度量衡器具的措施。高丽忠烈王二年（元至元十三年，１２７６年），高丽国王致书元中书省说：“小邦秤制异于上国，前者蒙赐一十六斤秤一连、十斤半等子一槃、三斤二两等子一介用之，中外未可用遍，乞更赐秤子、等子各五百。”［⑤ｋ］可知高丽已采用元朝的衡器。因此，《老乞大谚解》记述商人购买来的秤和等子，也就可以理解了。元朝政府规定，度量衡器由政府统一制造，“行铺之家凡用斛斗秤尺，须要行使印烙官降法物”［⑥ｋ］。这就是《老乞大谚解》中购买衡器时强调“那秤、等子都是官做的”原因所在。只有官做的，才是合法的、标准的。采用相同的衡器有利于两国的经济交流，这是不言而喻的。顺便可以提及的是，宋、金秤制有十五斤秤（以十五斤为一秤）和十六斤秤（以十六斤为一秤）两种，“秤”因此又成为重量的一种计算单位。元代秤法如何，史无明文，说法不一［①ｌ］。但从上引《高丽史》记载来看，元代官方确定的标准显然是十六斤秤。高丽史料有很多可补我国宋辽金元历史文献之不足，此亦一例。
三
元朝与高丽的文化交流是多方面的，比起前代来，有很大的发展。韩国学术界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最近出版的张东翼教授《高丽后期外交史研究》一书，对此有很好的论述［②ｌ］。在《老》、《朴》两书中，元与高丽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有一定的反映，可以和其他文献记载相印证。这里想着重讨论两个问题，一是高丽僧侣在中国的求法讲经活动，一是中国书籍的输往高丽。
在古代，僧侣对于中国与亚洲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作过重大的贡献，这是人所周知的。在唐与新罗、百济，以及宋、辽、金与高丽的文化交流中，佛教僧侣都起过重要的作用。在元与高丽之间，佛教僧侣仍然扮演着文化使者的角色。《朴通事谚解》的一些记载，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朴通事谚解》卷上的一则记事说：“南城永宁寺里听说佛法去来。一个见性得道的高丽和尚，法名唤步虚，到江南地面石屋法名的和尚根底，拜他为师傅，得转衣钵。回来到这永宁寺里，皇帝圣旨里开场说法里。”“说几个日头？”“说三日三宿，从今日起后日罢散，诸国人民一切善男善女，不知其数，发大慈悲，都往那里听佛法去。”（第１３３—１３５页）按，高丽和尚步虚和中国和尚石屋均实有其人，朱德熙先生曾引用《朴通事谚解》的有关注文和佛教史乘《吴都法乘·石屋和尚塔铭》加以论证。该塔铭记临济宗僧人石屋清珙生平，其中述及弟子“高丽人”愚太古师事石屋的情况。愚太古即步虚。关于步虚的详细记载，是高丽著名文学家李穑所作《明高丽太古寺园证国师碑》，见《海东金石苑》卷八。此外在郑麟趾的《高丽史》中亦有提及。据碑文记载，“国师讳普愚，号大古，俗姓洪氏。……至正丙戌（六年，１３４６年），师年四十六，游燕都。……至湖州霞雾山，见石屋珙禅师，具陈所得，且献《大古庵歌》，石屋深器之。……遂以袈裟表信曰：‘老僧今日展脚住矣’。屋临济十八代孙也。……回至燕都，道誉腾播，天子闻之，请开堂于永宁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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