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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十至十四世纪合伙制的几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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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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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称之为“コンメンダ”的变种，见《股份有限公司发生史论》第114页，东京，有斐阁，1938年版。
[3] 主要指经营者的劳动，包括一般伙计及掌柜，而主要是掌柜的劳动，故而劳动中包括了专业经理人员的管理、监督劳动，亦内涵了经理人员的经营能力、社会关系、所掌握的客户、个人声誉等因素。
[4] 投入的资金，既可以是直接的货币资金，也可以是实物、房屋、字号、铺底等。
[5] 当前学术界多称为人力资本参予利润分配，亦有理。然范畴似过于宽泛。
[6] 秦观《淮海集》卷三十三《庆禅师塔铭》。
[7] 《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之八。
[8] 见《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一之一二，并参见上引姜锡东文158页。
[9] 《夷坚三志》壬卷十《汪三宰牛》。中华书局1981年版。下同。
[10] 《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十一《故云中高君墓碣铭并序》。
[11] 佚名《玎玎珰珰盆儿鬼》载《元曲选》。此条所载极简略，由以下叙杨国用借人银五两出去作杂货买卖看，即使此次合伙成功，也只能是小本商贩之间的合伙。
[12] 叶适《叶适集•水心文集》卷一《上宁宗皇帝札子》。
[13] 《王常宗集》续补遗《泉州两义士传》，参见陈高华《元史研究论稿》第428页，中华书局1991年版。
[14] 合会盛行于明清，在城乡金融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合会源于何时，讫今无定论。不过唐代社会中的互助“义聚”具有了合会性质是可以肯定的。杨联陞先生最早提出此说，参见《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收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洪业、杨联升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此段叙述还参见宁可《述社邑》，《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郝春文《敦煌私社的“义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
[15] 《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读》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79页。
[16] 《邵氏闻见录》卷二十。
[17]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六，绍兴四年五月癸丑。
[18] 《鸡肋编》卷上。
[19] 《钟相杨幺佚事》，转引自白钢《钟相杨幺佚事及其史料价值》，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20] 吕祖谦《东莱集》卷十一《金华汪君将墓志铭》。
[21] 傅若金《傅与砺文集》卷三《常宁州义役钱记》。
[22] 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十《鄞县义役记》。
[23] 《鸡肋编》卷下丛书集成本页75。
[24] 《叶适集•水心先生文集》卷十五《林伯和墓志铭》。按：林兴祥后被朝廷授宣义郎之官名。
[25] 编号F96：W3。见李逸友编着《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189页，科学出版社1991年11月版。按：同页还载有一份似乎是酒店的合伙契约，当亦属于此种合伙，因实质内容太少，故略。 第二种类型的合伙在海外贸易及内地水路贩运贸易中最为盛行，但在其它一般的铺商及高利贷经营中也是存在的，如在北宋“凡富人以钱委人权其子而取其半谓之行钱。富人视行钱如部曲也。”[1]这就是说，行钱领取富人之资金进行经营，最终各得50％的利润[2]。虽然这一时期主人与行钱之间是存在人身依附关系的，[3]但既然“行钱”作为经营者其劳动参予了利润的分配，他们二者之间应该是一种合伙关系了。南宋枣阳有申师孟“以善商贩著干声于江湖间，富室裴氏访求得之，相与欢甚，付以本钱十万缗，听其所为。居三年，获息一倍，往输之主家，又益三十万缗。凡数岁，老裴死，归临安吊哭，仍还其赀，裴子以十之三与之。”[4]这里是善于经营的申师孟与裴氏富商家合伙，第一次未言利润分配如何，第二次则是经营者（申师孟）与出资者（裴氏）三七分成。北宋欧阳修及南宋杨万里谈到商人经营时的两段话，则表明了这种类型的合伙制已开始走向普遍化。欧阳修言：“夫大商之能蓄其货者，岂其锱铢躬自鬻于市者，必有贩夫小贾，就而分之；贩夫小贾，无利则不为，故大商不妬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货博，虽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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