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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土地登记和土地籍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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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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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的依据，各家丁口、资产的变化也在鼠尾文簿上标注，原来的户籍反而不受重视了。
至元七年(1270)五月，忽必烈下令在北方调查户口，但实际举行则在次年(1271)。就在这一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因此这亦可视为元朝的一次户口调查。这次户口调查的重点是“分拣定夺各各户计”，也就是区分各种人户、驱良等。元朝政府为此发布的《条画》中，多次提到“手状”、“今次手状”⑦。所谓“手状”，又作“手实状”，是唐、宋时户口调查的一项重要内容。“手实者，令人户具其丁口、田宅之实也。”⑧“手状”就是“手实”的文书，上面写明各户白行申报的户口、资产。这就是说，至元十一年的户口调查，沿袭前代的制度，是以居民的“手状”作为基础的，蒙古国时期的两次调查，亦应如此。由“手状”亦可推知三次户口调查必然包括资产在内，户籍中应列有资产部分。
自此以后，元朝政府再没有在北方进行过普遍的人口调查。元朝灭南宋统一全国以后，户籍混乱的问题愈来愈严重。至元十八年(1281)，济宁路总管胡祗通“上八事于枢府言军政”⑨，其中说道：“匹夫之身不三数年之中有疾病旺衰，数口之家或子侄兄弟衰旺，或家业兴衰。旱干水溢，年岁丰凶之无定，运命吉凶，人为巧拙勤惰之不一，既不能长富，亦不能长贫，此造物消长之理。故前人之为政，三年一大比，造户籍，上计帐。每造凡三本，一留县，一送州府，一申省部。覆实无伪，验其力之增减而轻重其赋役，黠吏奸民不能诈伪，一富一贫不待申诉，如指诸掌，故下无妄讼，官无繁文，无废事，良以此也。我朝之于军民，一籍之后近则五七年，远者三四十年，略不再籍，孰富强，孰贫弱，孰丁口增加，孰丁口消亡，皆不能知。临事赋役，一出于奸吏之手，一听奸民之妄诉。”他建议立即重新对户口悄况进行调查核实，“分路排门，据即今实在丁口事产物力符同，给户帖，造籍册”。每种“造籍各三本，以为定例。自此之后，三年一籍。经手官吏冒伪不实者，若干户杖罪，若干户处死”⑩。他又说：“诸路户计，东移西窜，南徙北迁，消乏者不减差，兴盛者不增赋。宜委本路公举廉慎官同按察使官一员从宜抄数，仍具戊戌、壬子两次附籍，仍具本家见在物力，除为清册，以凭从实定夺差赋。”⑾胡祗遹提出的重新调查户口建议，并未被元朝政府接受，其原因可能如他所说，“富强奸伪隐伏狡狯者多不爱此举”，元朝政府害怕“摇动骚扰”，引起社会不安⑿。但从他的建议可以看到，“抄数”户口，包括“事产物力”的内容。
但是，全国统一以后，北方的部分地区进行过单独的土地调查登记。至元二十年(1283)十月，元朝政府“籍京畿隐漏田，履亩而税”。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中书省奏：‘去年大都路，不拣谁的田地都抄写了来，今年依那田地数目里科税来。如今那着的人每道，俺是怯薛歹有，更勾当里差出去了也，么道，推事故说的多有。若依他每的事故里不教纳呵，别个的攀例去也。’奏呵。奉圣旨：‘不是咱的言语，是哈罕皇帝见有的圣旨有。不是咱定夺下的勾当，但阿谁种田呵，纳税者。’”⒀这段记载的意思说，大都路田亩登记以后，政府要按登记的田亩数收税，有人依仗自己是怯薛成员的身份，不肯交纳。中书省认为他们这样做，别人也会照着办。忽必烈下旨说，这不是我的话，而是哈罕皇帝(窝阔台汗)的圣旨，凡是种田的都要交税。怯薛是蒙语音译，原指大汗的禁卫军。在忽必烈仿效中原传统模式建立中央统治机构之后，怯薛仍然存在，成为皇帝的侍从，在内廷服役，政治上享有特殊的地位。怯薛歹即指怯薛的成员。他们有特权，故敢抗拒不纳地税。忽必烈则以祖宗成法为理由，要他们交地税。至元二十年的“履亩”清理登记，显然是震动颇大的。在此以前，至元十七年(1280)正月，元朝政府有令：“诸路差税，……不须履亩增税，以摇百姓。”⒁为什么过了三年，专门要在大都路“履亩而税”，原因是不清楚的。但是，尽管中书省决心实行，并且得到忽必烈的支持，这件事仍然中途夭折。至元二十二年二月，“钦奉圣旨内一款：京师天下之本，一切供给，皆出民力，比之外路州郡，实为偏重。近年有司奏请打量地亩，增收子粒，百姓被扰尤甚。今后将大都一路军民等户合纳地税，尽行除免”⒂。不过几个月，忽必烈便否定了自己原来的话。这次土地调查登记，实际上宣告无效。忽必烈态度的变化，无疑受王公贵族和怯薛的影响，为了照顾他们的利益。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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