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元朝的土地登记和土地籍册 |
 |
时间：2009-7-24 13:52:32 来源：不详
|
|
|
引者)奉宪府令，尽括其实，定著于籍。由是民田苗米莫得飞寄诡匿，多田者则随其田之所在，验米之数以受役，而下户细家差徭俱免，民皆服其均平。”[72]除了婺州路之外，核田还在处州路(路治丽水，今浙江丽水)进行。处州路属下的庆元，“会分宪余公阙以括赋役不均，举行核实，各县皆择人往董之，惟庆元就以属公(庆元县尹孔旸——引者)。乃令民以田亩多寡自占，即不实，罪及邻保。立法周而用法严。民自占，无敢不以实。赋以田制，役以赋定，富者幸免、贫者重困之患遂除”[73]。龙泉，“部使者余公阙……复命侯(处州路青田县尹叶琛——引者)垦田龙泉，召有田之家履亩而实之，验民粮多寡以定科徭。……事成，移婺之武义，侯垦田定赋一如龙泉”[74]。这一次核田规模是比较大的。白景亮在衢州路(路治西安，今浙江衢县)“核验田亩以均之，役之轻重，一视田之多寡，大小家咸便安之，由是民不劳而易集，他郡邑皆取以为法”[75]。除此以外，福建兴化县尹雷机，“令民自实田，随其高下为定，日选一吏主其官书，每一乡毕，具其姓氏揭之，民大悦”[76]。湘乡(今湖南湘乡)知州王文彪，“田政久不理，大家与吏胥并缘为奸利，诡匿其税额，以避徭役，而受役者多阊左之民。公为括其实，俾其陈毋有隐，即有隐没，田入官。既得其实，乃定著于籍，用为赋役之差，富贫以均，民心悦服”[77]。休宁(今属安徽)县尹唐棣，“至正五年春，君始至官，召父老问民不便者，皆以赋役不均告”[78]。唐棣“谓胥吏贪墨，遴选闾里良民觞于庭，俾家至户喻，察恒产有无，聿新税籍，削逃徒，并诡异，秋毫底实，逮三月告成”[79]。
由以上所述，可知元朝后期江南很多地方都有核田之举，而核田的主要目的，则在于均役。核田的方法，大体上仍是自实与举报相结合，某些地方还采取“履亩”核实之法。对不实者采取没收的处罚措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方的核田，并非中央政府的命令，而是地方监察或行政官员的行为。凡是采取这一措施的官员，大多是比较廉正、有所作为的人物。正如当时有人所说：“核田均税，最善政也。”[80]他们将此视为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缓和社会矛盾的最佳行为。当然，在整个社会矛盾急剧尖锐化的情况下，这种改良措施犹如杯水车薪，实际上是无济于事的。
元末农民战争爆发(至正十一年，1351)后，江南群雄割据，不断争斗。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地区仍然继续核田定役。如：“至正十八年夏四月，安阳韩侯谏来为尹。会治其县境，一切军资悉取于民，重轻失当，怨嚣载道。侯……乃下令听民自陈，即有不实，并以坐吏，仍选乡里大姓有禄位德望者核视之。……然后奸欺屏息，田赋正，徭役均，而庭无纷争之讼矣。”[81]韩谏出任的是上虞县尹(浙江上虞)，元代属绍兴路，当时为投降元朝的方国珍所据。湖州路乌程县(今浙江吴兴)在元末是张士诚占据的地方，“戎务尚殷，供亿繁夥，征输敛，趣期会，皆倚办于役户。奈何富民之奸谲者巧于隐避，产税多析于他名，故役轻而益富；贫懦者田虽鬻而额仍存，故役重而愈贫。物力既殚，官事稽失，荷校受笞，赀孥不保，而累延有司矣。”乌程县尹冯信卿在路总管命令下，“明列数条，集里长乡胥分置各所，讥防周密，言不一漏，……不逾月而毕”。“得自实之田千余顷，倍愈旧籍。税产既裕，役调遂均。”[82]朱元璋兴起于淮西，渡江后向浙东发展，占有婺州路等处。“公(朱元璋任命的江南行省左司郎中王恺——引者)令民自实田，……通验其粮而均赋之，有一斗者役一日，贱与贵皆无苟免者。”[83]婺州路原来曾施行核田均役，见前述，朱元璋到来以后沿袭了这一做法。由以上数例，可以看出，核田定役在江南已深入人心，被视为施行善政之必不可少的措施，即使在动荡变革的时代中仍然如此。
核田的结果是建立土地籍册，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赋役的合理负担。关于土地籍册的情况，请看以下记载：
[余姚州核田]田一区，印署盈尺之纸以给田主，为(谓)之乌由，凡四十六万余枚，田后易主，有质剂无乌由不信也。……其画田之形计其多寡，以定其赋，谓之流水不越之簿，又画图谓之鱼鳞才次之图，其各都田亩则又有所谓兜簿者焉。至于分其等第，以备差科，则又有所谓鼠尾册者焉[84]。
[余姚州核田]田一区印署盈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