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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土地登记和土地籍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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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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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总起来说，“延祐经理”中登记纳田亩数，有相当大的部分是虚增的。元朝政府了解这种情况，但为了达到增加赋税的目的，仍然认可这次“经理”的结果。有的记载说：“至泰定、天历之初，又尽革虚增之数，民始获安。”[58]这应是溢美之词，不符合事实[59]。 三
元朝百姓向政府承担的义务，主要有税粮、科差、杂泛差役、和雇和买四项。科差主要行于北方，是以户为征收对象的。税粮南、北不同，已见前述。南方按地亩征收，“延祐经理”后，河南民户既征丁税，又征地税，情况特殊。杂泛差役、和雇和买两项，北方以户等为据者居多，划分户等的标准是丁力、资产，土地在资产中占很大比重；南方有的以户等，有的则直接以田土或税粮为标准。因此，土地占有的登记，不仅与税粮的交纳有关，而且必然影响到杂泛差役与和雇和买的摊派[60]。这种情况，在南方尤其明显。元朝后期，危素说：“嗟乎，赋役之难均也久矣。大抵江淮之北，赋役求诸户口，其田(南)则取诸土田。户口之贫富无恒业，土田之贸易无恒主，由是虽欲其均，卒莫能均。”[61]这段话说得比较笼统，但指出了南北赋役的征收摊派标准不同。有元一代，杂泛差役与和雇和买，对于百姓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科役繁重，破家荡产，往往有之。”[62]各地的富家大户，往往与官吏相勾结，把自己承担的杂泛差役与和雇和买，转加在普通百姓头上。他们逃役的常用办法，便是隐瞒田土或诡名析户：“田政久不理，大家与吏胥并缘为奸利，诡匿其税额，以避徭役，而受役者多阊左之民。”[63]“为郡者于民间徭役，不尽校田亩以为则，吏得并缘高下其手，富民或优有余力，而贫弱不能胜者，多至破产失业．”[64]田上不实不仅造成税粮负担不合理，而且使杂泛差役与和雇和买的差充摊派出现种种问题，从而加剧了社会矛盾。既然中央政府进行的“经理”并不可信，因此，江南的不少地方官员，为了“均赋役”，便在自己的辖区之内进行核实田亩的工作。
从现存的记载来看，早在世祖至元、成宗大德年间，江南已有地方官员着手核实田亩。危素说：“予尝求能核其有田无税、有税无田以定力役者，盖得三人焉。其一至元间绍兴县尹李君，其一大德间金溪县尹赵君，其一同知余姚州事刘君。”[65]“刘君”事迹下面将会说到．总的来说，至元、大德间从事此项工作的官员是个别的，而到“延祐经理”以后，这样的事例就多了起来。这既反映出元代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同时也说明“延祐经理”之不足信。或者可以说，正是由于“延祐经理”之不可信，促使不少地方官员认真在自己管辖地区内重新核实田亩。
“延祐经理”以后江南实行核田的地区为数甚多，难以作出正确的统计。可以知道的是，浙东[66]地区最为突出．浙东在顺帝时期有两次大规模的核田。一次在顺帝至正二、三年(1352—1353)间。至正元年(1351)，泰不华任绍兴路(路治今浙江绍兴)总管，到任后，“令民自实田，以均赋役”[67]。绍兴路辖下的余姚州(今浙江余姚)在核田过程中，“自陈者五万人，或无粮今自实有至三、五百亩者，至于消积年之争讼者七千余事”。核田以建立各种土地簿册告结束。主其事者余姚知州刘辉，就是上面危素所说的“刘君”[68]。绍兴路所属其他州县亦应有类似举动，但缺乏记载。第二次在至正十、十一年间(1350—1351)。董守悫为肃政廉访使，由于廉访司佥事余阙的推动，他在婺州路所属六县一州全面推行核田定役，“先期一月，令民及浮图、道士各以田自占，其或蔽匿及占不以实者没其田。令既浃，乃保以一正属民履亩而书之”。核田结果是建造各种簿册，“册成，一留县，一藏府，一上宪司”[69]。此次婺州路核田，留下的记载颇多。如浦江：“赋役不均，吏并缘为奸，是故贫益贫而富益富。……会宪司行随产当差之法，他州县皆别遴官，独浦江就委侯(浦江县达鲁花赤廉阿年八哈——引者)行之，盖知侯廉明正直，足以登厥事。侯亦感激，益行素志。集耆老于庭，备询其详，令民自实其业。用宋咸淳册为之根柢，命里长履亩而推正之，及命邻者复核。侯躬校簿书，正其是非，斥其隐蔽，更造册籍，灿然明白，积年之弊不可去者一旦尽除之，然后依粮定役，咸服平允。”[70]又如义乌：“至正十年，浙东部使者言：民役不均由民田有不实，乃俾属郡括其实以赋役，且命有田者随其田之所在而受役。真定范侯公琇遂被檄来莅其事于义乌。……凡民有田，俾其自陈，里胥载核，徂*[阝加显]徂畛。且稽故籍，质其伪真，钩隐弗遗，增崇弗逾。既括而实，乃籍乃图。图籍既完，弗缪弗污。按籍以役，庳高用敷。豪民大家，徭兼役重。单夫窭人，获免于佣。富既弗病，贫将终丰。”[71]“田政久废，民或无田而被役，而多田者其役顾与下户同。公(义乌县达鲁花赤亦怜真——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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