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元代税粮制度初探 |
 |
时间：2009-7-24 13:52:33 来源：不详
|
|
|
税。可是接着又说：“或验其牛具之数，或验其土地之等征焉。”则民户纳的应为地税(以牛具计数，是按地征税的变种)。上面两种说法显然是矛盾的。下文还有一段：“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这两句话常被人们引用作为元代北方税粮的原则。但只要认真一想，就会产生许多问题：“少”和“多”的标准是什么?如果“丁”“地”二者都“多”或都“少”又怎么办?像这样奇怪的没有统一标准的税制，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而且事实上也绝不可能行得通。
《元史·食货志》是根据元代政书《经世大典》节录而成的。《经世大典》早已散佚②，无法窥见原文。我们只能根据元代其他记载，对北方民户的税粮负担问题，作一些探索。
元末，危素曾不止一次谈到南、北赋役原则的差别。他说：“大抵江、淮之北，赋役求诸户口，其田(南)则取诸土田。”又说：“国朝既定中原，制赋役之法，不取诸土田而取诸户口，故富者愈富，贫者愈贫。”③南方赋役是按土田征收摊派的，北方赋役则是按户口征收摊派的。这是元代南、北赋役根本差异之所在(当然，这里是指占人口大多数的民户说的)。
元秦定帝泰定元年张珪等人的奏议，说的也是一样：
世祖时，淮北、内地惟输丁税。铁木迭儿为相，专务聚敛，遣使括勘两淮、河南田土，重并科粮。又以两淮、荆襄沙磧作熟收征，徼名兴利，农民流徙。臣等议宜如旧制，止征丁税，其括勘重并之粮及沙碛不可田亩之税，悉除之④。
北方原来只征丁税(前面危素所说的“取诸户口”，实际上就是指的丁税)，中期以后，虽有变化，亦仅限于两淮、河南括勘所得田土。正因为民户已征丁税，而括勘田土又征地税，故张珪等称之为“重并税粮”，主张“除之”。
除了上面几条材料外，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个有力的旁证。太宗丙申年诏令全文已不可见，但保留下来的文字中有一句话，说是“依仿唐租庸调之法”⑤。唐代租庸调，正是按丁征收的。
既然北方民户负担的是丁税，那末，为什么《元史·食货志》的记载，会如此混乱呢?原来，元代北方各种户的丁地税负担各不相同，早已造成了很大混乱，以致当时有很多人已不很了然了。请看元代前期的官僚胡祗通的叙述：
近为民户张忠买到军户王赞地二顷五十亩，又令张忠重纳重税事。……地一也，而曰军地、民地；税粮一也，而曰丁粮、地粮；是盖因人以立名，因名以责实，因人以推取，义例甚明。当丁税者不纳地税，当地税者不纳丁税。自立此格例以来，未有并当重当者也。
近年以来，破坏格例。既纳丁粮，囚买得税之地，而并当地税。或地税之家，买得丁粮之地，而并纳丁粮。如此重并，府、司屡申，终不开除，反致取招问罪。不惟案牍繁乱，名实混淆，军民重并，使国家号令不一，前后失信。……
所以名曰丁粮、地粮者，地随人变，非人随地变也。今日随地推收，先自先(当作食)言。合曰丁粮、地粮，随人推收，则不待解说而事自明白，政自归一。民卖与军地，除四顷之外，纳地税；军卖与民地，不问多寡，止纳丁粮。岂不简易⑥。
胡祗通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地方官，他这篇文字很重要，帮助我们弄清了如下问题：(1)根据元朝政府规定的格例，当丁税者不纳地税，当地税者不纳丁税；军户地在四顷以上纳地税，四顷之内免，民户只纳丁粮。这和上面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说明所谓“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是不正确的。(2)由于只纳丁粮的民户和只纳地税的军户(还有其他户)之间相互买卖土地，因而在征收税粮时出现了混乱和纠纷，往往同一户并纳二者。元世祖忽必烈时如此，到了后来，一定更加混乱。(3)由于格例遭到破坏，“案牍紊乱，名实混淆”，以登录案牍为主要内容的《经世大典》，肯定也是混乱的。明初《元史》的编者，都是一些南方的文人，还有一些理学家，他们对元代制度(特别是北方)本来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