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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税粮制度初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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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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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一地即达九千余顷，为全部田土的四分之一强[50]；而平江、松江等地官田数更远在镇江之上。由此也足以推知官田为数之巨了。
两浙官田，有的由地方官府管理，有的由元朝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如江浙财赋都总管府、江淮财赋都总管府等管理。官田土地有的直接租给农民，有的由官僚豪强承佃，再转租给农民。例如松江大地主瞿霆发家，有“当役民田二千七百顷，并佃官田共及万顷”[51]，足见其包佃官田达七千余顷之多。
这类官田的税粮就是地租，通常都照入官前租额起科，为土地收入的一半甚至更多。“惟豪民私占田取其什之五以上，其矣其不仁也。而近世公田因之，亦十五以上。”[52]浙西官田有的每亩“岁纳税额须石半”[53]；浙东上虞官田最高“亩岁输谷二石二斗”[54]。所以当时有人说：“公租视民所输且二十倍”[55]，确非虚语。和民田的情况一样，官田税粮交纳时，同样也加上许多额外的费用，例如镇江官田，“亩纳五斗之上，及至秋成，催租勾扰，赴仓送纳，又有船脚、加耗、仓用，得米一石上下，方可输纳正米五斗”[56]。
还要指出的是，有的官田也要交夏税，镇江、湖州等地区江淮财赋总管府所辖官田就收征丝、绵、大麦、小麦等物作夏税[57]。这也许是根据各类土地的出产物不同而征收不同的东西。这个问题还值得研究，但《元史·食货志·税粮》所说：“凡官田夏税皆不科”，则肯定是不确切的。
官田租额很高，“输纳之重，民所不堪”[58]；而且“不问凶荒水旱岁”，都要如额征收[59]。当佃户“终岁勤苦，尽田内所得籽粒，输官不敷，拖及无纳”时，官府便将其“父子妻女，累累禁系，枷扒拷打，抑逼追征，十户九空”；使他们只好“将家业变卖无资产者卖子鬻妻。或弃生就死者有之，抛家失业者有之”。因此，浙西农民，“言及公田，孰不怨恨!言及公田，谁肯耕作!”[60]残酷的封建剥削，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至于官僚地主包佃的官田，也交纳地税，但性质有所不同。这是他们与封建国家之间瓜分地租收入。在这些包佃人控制下的佃户，要受双重剥削，其遭遇之困苦，更是可想而知。 四 附论：代役田
《元史·食货志·税粮》最后谈到助役粮问题：
泰定之初，又有所谓助役粮者，其法命江南民户有田一顷之上者，于所输税外，每顷量出助役之田，具书于册，里正以次掌之。岁收其入，以助充役之费。凡寺观田除宋旧额，其余亦验其多寡，令出田助役焉。民赖以不困，因并著于此云。
按，助役粮又名义役，始自宋代。元代部分地区仍然施行。见于元朝政府法令，则自英宗至治三年(1323)四月始。《元史·英宗纪二》：
诏行助役法。遣使考视税籍高下，出田若干亩，使应役之人更掌之，收其岁入以助役费，官不得与。
可见“泰定之初”说法不确。原来民间义役之法，各地有所不同。有的是“分户九等，各出助田若干，……每岁以三、两户应充里正、主首，即收义粟与之”[61]。有的是“眠物力之薄厚，各捐已橐，得钱七千五百缗为子本，推执事者五人操其奇赢，以供百役之费，而存其母常勿绝”[62]。助役法颁布后，不少地区都采取按比例抽田入官的办法，有的地方“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入于官，为受役者之助”[63]。有的地方达到“田亩什抽一以助役”[64]。
原来民间所行义役，无论田产或是钱，都掌握在地主豪强手里，他们可以从义役田的地租或义役钱的利息中得到很大好处。助役法推行之后，助役田由官府掌握，得到好处的主要是官吏。
助役田主要为了解决差役问题。里正、主首是元代差役的重要项目，元朝政府用差役的办法来建立自己的基层政权组织。助役田就是元朝政府从经济上加强其基层政权的一项措施。但助役田上的收入除交纳二税之外，按规定应专门用作津贴差役之用，并非封建政府的赋税收入。因此，将它列入税粮名下是不恰当的。
注释：
① 当兵以十五岁为成丁，见《元史·兵志一》。工匠“拾伍岁已上为大口。”见《通制条格》卷一三，《录令》。
② 部分篇目和各篇序录保存了下来。
③ 《休宁县尹唐君竅田记》，《危太朴文集》卷二。《书张承基传后》，《危太朴文续集》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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