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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税粮制度初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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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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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很清楚，对《经世大典》的文字任意删削，于是就在《元史·食货志》中留下了许多矛盾牴牾之处。
为什么元代北方民户税粮采取按丁征取的办法?原因很简单。在连年战乱以后，北方农业劳动人手大大减少了，地广人稀。农业生产普遍采取广种薄收的办法，每个劳动力耕地往往达百亩之多⑦。在这种情况下，控制劳动力的意义更为突出。所以统治者采取按丁的办法。
第二个问题：丁、地税的税额是多少?
先说地税。《元史·食货志》没有说太宗丙申年(1236)的地税数额是多少。据有的记载说，丙申年规定，“上田每亩税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五升。”⑧中统五年(即至元元年，1264)，改为白田每亩三升，水田每亩五升。到了至元十七年(1280)，干脆连水田和旱地的区别也取消了，地税每亩三升。元朝政府逐步取消了地税的等级差别，主要是因为在地广人稀、广种薄收的情况下，划分土地等级，意义不大，不如采取一个平均数，较为简便易行。
再说丁税。丁税在北方税粮中所占比重较地税大得多。《元史·食货志》的有关记载好些是不清楚或过于简略的，需要加以说明，有的还要订正。
《元史·食货志》说：“初，太宗每户科粟二石。后以兵食不足，增为四石。”但均未言具体时间。据《元史·太宗纪》：“(元年)命河北汉民以户计出赋调，耶律楚材主之。”则确立以户征税原则，在太宗元年(1229)⑨。户科二石，亦应在此时．又太宗五年(1233)诏令，沿河置立河仓，“其立仓处，差去人取。辛卯(三年)、壬辰(四年)年元科州府每岁一石，添带一石，并附余者拨燕京”⑩。“每岁一石，添带一石”，即增一倍。可知户税由二石增为四石，应即太宗五年之事。当时南宋派到北方的使节，也提道：“米则不以耕稼广狭，岁户四石。”⑾
太宗六年(1234)，蒙古政权在北方括户口。太宗八年(1236)，在括户基础上，“始定天下赋税”⑿。《元史·食货志》说，这一年“令诸路验民户成丁之数，每丁岁科粟一石，驱丁五升；新户丁、驱各半之；老幼不与”。可见，从这一年起，按户征税粮变成了按丁征取。
但是，《元史·食货志》这一段记载，却有值得讨论的地方。原来每户粟四石，现在改成每丁粟一石。如果每户平均四丁，那末丙申年前后税额相当。但是，每户平均四丁的现象，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而根据这次括户的统计，平均每户五口强⒀，除去老幼和妇女，绝不可能每户平均四丁，只可能有两丁左右。这样，只有两种解释，一是蒙古统治者减轻了剥削，另一是记载有错误。前一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蒙古统治者在控制中原后，千方百计进行搜刮，哪里有自动减轻剥削之理．因此，只可能是《元史·食货志》的记载有问题。估计，“每丁岁科粟一石”应是“粟二石”之误。因为：后来忽必烈时代丁税就是粟二石[详见下文]；再者，以每户二丁计，一丁二石，正好与原来一户四石相当。
又，“驱丁五升”，亦疑有误。元代赋税通常以驱口为良人的一半。丙申年的规定不应相去如此之远。此外，当时北方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奴隶，如果对驱丁(奴隶)征税如此之低，势必大大影响蒙古政权的财政收入。估计，“五升”应为“五斗”。
丙申年规定中的“新户”，系指蒙古灭金后由河南迁到河北各地的民户而言。他们颠沛流离，生活很不安定。蒙古政权为了诱使他们定居下来，所以在赋役方面暂时有所放宽。太宗十年(1238)六月二日的“圣旨”中提到的民户，也有新户、旧户之分。建立站赤时，“旧户二百一十七户四分着马一匹，新户四百三十四户八分着马一匹；旧户一百九十六户二分着牛一头，新户三百三十八户四分着牛一头。”⒁新户的负担为旧户的一半。由承担站赤牛马的情况，可以推知“新户丁驱半之”的记载是正确的。
《元史·食货志》中关于至元十七年户部诸例的叙述中，提到“全科户丁税每丁粟三石”，也是有问题的。估计亦应为二石之误。我们的根据是：
(1)文中说：“减半科户每丁粟一石。”既云减半科户，则其丁税自应为全科户之半。由减半科户的税额可以推知全科户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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