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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税粮制度初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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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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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税应为二石。
(2)文中列举新收交参户每年递增丁税数，除第二年脱漏(疑应作一石)，自第三年至第五年，每年递增二斗五升。据此数推算，则第六年人丁税时，应为二石。
(3)文中云：“协济户丁税每丁粟一石。”而据《元史·桑哥传》：“协济户十八万，自入籍至今十三年，止输半赋。”协济户“半赋”为一石，则全赋为二石无疑。
(4)延祐七年(1320)的中书省咨文，其中说：“腹里汉儿百姓无田地的每一丁纳两石粮，更纳包银、丝线有。”⒂包银、丝线属于科差。这篇咨文明确指出了丁税为两石，和上面的分析完全一致。
总之，我们的结论是，蒙古政权先以户定税，每户税粮开始为二石，不久增为四石。太宗丙申年起，改为以丁定税，税额为每丁粟二石，驱丁、新户一半。
在讨论北方税粮制度时，还必须讨论一下窎户的问题。《元史·食货志》载：“至元三年，诏窎户种田他所者，其丁税于附籍之郡验丁而科，地税于种田之所验地而取。”政府专门为之颁布诏令，说明窎户的数量是不少的。
窎户的涵义是什么?这个问题从来没有人讨论过。窎户亦称窎居人户，指的是离家到他乡生活的民户。上引至元三年诏书中所谓“附籍之郡”，指窎户的本贯，即户籍所在地；“种田之所”，即窎户现在生活劳动的地方。在当时，这种情况有时也称之为侨寓、客户等。山东益都元代《駞山重建昊天宫碑》的碑阴，有“管宁海州窎户崔千户”一名⒃。这个崔千户管理的就是本贯宁海州、现窎居益都的人户。
武宗至大三年(1301)的一个赈济灾民的文书中说：“亦有窎居人户正名下曾申告灾伤赈济，其各管头目人等，代替申报，各州县并不照勘取问，便行移文元籍官司倚除。”元朝政府认为这样不妥，决定“今后……窎居者亦依上例，令各户亲赴见住地面官司陈告，体复保勘是实，各用勘合关牒，行移原籍官司，以凭查勘移除”⒄。以这份文书和《元史·食货志》中有关窎户的记载相对照，就很容易理解。“见住地面”即《元史·食货志》中的“种田之所”，“原籍官司”即“附籍之郡”。而“各管头目人等”即上述《昊天宫碑》中的崔千户之类．这份文书说明，一直到元代中期，仍有窎户之称，而且继续采取另行设官管理的办法。
《元史·食货志·税粮》中说，“其(窎户)丁税于附籍之郡验丁而科，地税于种田之所验地而取”。这样的说法含糊不清，容易使人误会窎户既纳丁税又纳地税。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窎户中也有各种不同的户计，规定应纳丁税的户计(如民户)，因为户籍在本贯，所以丁税在原籍交纳；规定纳地税的户计(如军、站户等)所种土地在见住地面，所以地税要“于种田之所验地而取”。上举赈济灾民的文书规定窎户受灾，由见住地面官府行移原籍官府倚除，正好说明窎户一般均是纳丁税的民户，他们要在原籍缴纳税粮。
上面我们讨论的是元代北方的正额税粮，实际上百姓的负担决不以定额为止。《元史·食货志·税粮》说：“每石带纳鼠耗三升，分例四升。”则每石税粮须加纳七升。这也是官方的法定数。据胡祗通说：“鼠耗、分例之外，计石二、三可纳一石谷”，而且都要“精细干圆”；到仓库交粮时，“人功车牛，往反月余，所费不浅”。不仅如此，许多仓库“并无厫房”，于是又强行“借之与民”，“秋成征还加倍”。经过这样层层剥削的结果，“是国家常税本该一石，新旧并征，计以加耗，而并纳三石矣”⒅。忽必烈的亲信谋士刘秉忠也曾提出“仓库加耗甚重”，要求统一度量衡，以免上下其手⒆。正额之外的附加名目往往超过正额，这是封建赋税制度的一种普遍现象。我们在研究封建赋税制度以及劳动人民负担时必须注意这个问题。
二 江南税粮制度
元代江南税粮之法，与北方大不相同。“取于江南者，曰秋税，日夏税，此仿唐之两税也。”北方的税粮，包括丁税和地税；南方的税粮，则专指土地税而言。
江南两税之中，以秋税为主。秋税征粮，夏税一般是按秋税所征粮额分摊实物或钱。所以我们的讨论就从秋税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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