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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税粮制度初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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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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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列于“杂课”一门，其中所载至元廿九年(1292)湖广行省札付中说：“每户一年滚纳门摊课程一两二钱”，“验各家实有地亩均科，许令百姓自造酒醋食用。”显然，湖广门摊也是按户摊派之意，摊派时按各户实有地亩数“均科”。征收门摊是作为“许令百姓自造酒醋食用”的代价，换言之，就是一种酒醋税。因此，它与夏税之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此后的一些记载也完全证明这一点。大德五年(1301)九月，“江陵、常德、澧州(均属湖广)皆旱，并免其门摊酒醋课。”大德六年(1302)三月，“以旱、溢为灾，诏赦天下，……江淮以南夏税、诸路乡村人户散办门摊课程并蠲免之”[35]。大德十一年(1307)七月，“江浙水，民饥。诏赈粮三月，酒醋门摊课程悉免一年。”[36]又，延祐六年(1319)元朝政府讨论私酒处理办法时，曾引用湖广行省常德路的申文：“酒醋课程，散人民间恢办，诸人皆得造酒。有地之家纳门摊酒课者，许令造酒食用。”中书户部同意这种“认纳门摊，许令酿造饮用”的办法[37]。可见，门摊就是酒醋课，这是不成问题的。而且，门摊并不限于湖广，江浙也有。另外，有一点需要注意，上所引“(大德)三年又改门摊为夏税而并征之”的说法是不可信的，在此以后，门摊仍然存在。如前所述，湖广夏税，应该是元成宗元贞二年决定、次年起征的，此后夏税与门摊并存。
上面所讲的是江南夏税的一般情况，还需要指出的是：(1)元代江南两税不断加重。元朝政府在延祐七年(1320)下令：“凡科粮一斗上添答二升”，即增加百分之二十[38]。(2)和北方一样，缴纳税粮时，要加以鼠耗分例，“江南民田税石，依例每石带收鼠耗、分例七升”[39]，以镇江为例，“秋租正米十一万七千余石，鼠耗米为五千三百余石”。实际上，要缴纳税粮的各种额外支出，名目繁多，决不限于鼠耗分例七升。如湖南郴州，“受纳秋粮，石加五斗”[40]。(3)缴纳两税时，豪强地主可以少交甚至不交，他们欠下的份额就由官府强行转加到农民头上，如浙西平江(苏州)，交税粮时，“初限皆细民，其输粮也石加五、六斗不能足。豪右至末限，什仅纳二、三，却用细民多输者足之”[41]。因此，南方一般农民的税粮负担，比法定的数额要大得多。“前年鬻大女，去年卖小儿；皆因官税迫，非以饥所为。”[42]税粮“科征之际，枷系满屋，鞭笞盈道，直致生民困苦，饥寒迫身”，残酷的赋税剥削，把广大劳动人民逼得无法再照旧生活下去，或者死亡，或者逃亡，更多的则走上了反抗的道路[43]。 三 官田税粮
上面所说南、北税粮制度，都是就民田而言的。现在我们来讨论元代官田的税粮制度。
《元史·食货志·税粮》云：
其在官之田，许民佃种输租。江北、两淮等处荒闲之地，第三年始输。大德四年，又以地广人稀，更优一年，令第四年纳税。
凡官田夏税皆不科。
按，江北、两淮荒田召募开耕之法，见至元二十二年(1285)九月诏令，其中规定：“若有前来开耕人户，先于荒闲地土内验本人实有人丁，酌量标拨，每丁不过百亩”；“三年外依例收税”[44]。《元史·世祖纪十》记此事，亦云“免税三年”，则应是第四年起科。但大德四年(1300)十月诏令：“江北系官荒田，许给人耕种者，原拟第三年收税；或恐贫民力有不及，并展一年，永为定例。”[45]《元史·成宗纪三》同。则似在至元二十二年后，已将“三年外依例收税”改为第三年起科，但后来又改了回去。
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朝政府招募农民开垦耕种江南官府“荒芜田土”[46]。二十五年(1288)正月规定，耕种江南公田荒闲田地，“第一年不要地税，第二年要一半，第三年……三停内交纳二停。种的百姓每根底不交当别个杂泛差役”[47]。其收税之法比起江北、两淮来，有所不同。
官田的所有者是封建国家，租佃者便成了国家的佃户。因此，官田的地税，不同于民田的地税，实际上是一种地租。
除了荒闲田土之外，还有另一类官田，在《食货志·税粮》中却被忽略了。那便是两浙特别是浙西一带的官田，多数是比较好的土地。它们是宋、元两代通过没收罪人的资产和向民间强行收购等方式得来的。例如有宋末年贾似道行公田法，在浙西六郡强行收买民田三万五千余顷，后来虽曾退还民间，但到元代仍被收为官田[48]。元成宗没收浙西豪门朱清、张碹的田土，每年税粮即达十余万石[49]。这一类官田的总额虽不可知，但仅镇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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