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官盐价昂，一般百姓食用不起，势必设法买食低价的盐；而贫苦盐户生活十分困苦，也需要私下出售一部分盐，用以维持他们低下的生活水平。这两个方面都是元政府严密控制盐的产销、对生产者和消费者进行残酷剥削的必然后果。只要封建国家继续对贫苦盐户和广大群众进行剥削，私盐贩卖就必然存在。政权强力不可能消除私盐贩卖现象，因为封建国家不能放弃盐课收入，也就不能不对贫苦盐户和广大群众进行剥削。同时，由于封建官僚制度必然具有的腐化贪污这一先天属性，又使得元政府的各项防范措施往往转向它自身的反面：官吏和军人都凭借权势从事私盐贩卖，从而更为大规模的广泛的私盐买卖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元代称私盐贩卖者为盐徒[149]。盐徒的声势极盛。内地的盐徒“搆集人众，执把器杖，再行赶喝驴马，动者不下百十头匹。贩卖到私盐，……公然贩卖食用”[150]。“每遇巡捕，拒伤官兵。”[151]仅河东盐司地面，每年捉获的私盐贩即“不下千百余起”[152]。沿海的盐徒则驾驶“在海大船，每岁入场，通同场官、灶户人等，公然买卖。……每船少者买数百引，多者千余引。运至扬州路崇明州地区石牌镇扬子江口转卖。此间边江拨脚铁头大船，结腙运至上江发卖。拒敌巡哨军船，杀官人等，岁岁有之”[153]。
从社会身份来区分，盐徒有两类。一类是豪强大姓，他们为了牟取暴利而从事私盐买卖[154]。例如浙东绍兴，“有余大郎者，私鬻盗鬻，招集亡命之徒，动以千百。所至强人受买，莫敢谁何!”[155]另一类是贫困的下户，他们中间有的为饥寒所迫，不得不以贩卖私盐作为谋生的途径[156]；有的则因买不起官盐，便组织起来私煮私贩，解决自身的食盐问题，元末福建福宁州地区流传的一首歌谣，便反映了这种情况：“大男终岁食无盐，老妇蒸藜泪盈掬；阿男辛苦学弄兵，年年担盐南海滨。担头有盐兵一束，群行大队驽四邻。”[157]
在统治者看来，贩卖私盐，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已是不可容忍；武装走私，更是“背法欺官，莫甚于此!”[158]因而经常出动军队剿捕。这样，私盐贩与官军之间便经常发生武装冲突，“私盐渐多法渐密，隩里干戈攘白日”[159]。盐徒们“拒捕斥后懦，争彊夸直前”[160]，官军往往不是他们的对手。有时这种冲突还导致了大规模的武装斗争。世祖时，广东盐贩陈良臣起事，“众至万人”。陈败后，欧南喜“复啸聚其党，至十万人，僭称名号，伪署官职，攻陷城池，戕猨吏民”[161]。顺帝初年，山东益都盐徒郭火你赤等起事，“拥旂鼓，入城邑，掠人民，篡囚徒，共益其党。火庐舍，劫府库，争取其材(财)。横行曹、濮、滑、濬、相、卫诸郡，西抵太行，由滋(磁?)、洺而归”。他们把山东、山西、河南都闹了个天翻地覆，使得“庙堂”也“以为忧”[162]。
在元末农民战争中，大量盐徒参加了起义军。由于他们一般均具有较丰富的斗争经验和社会阅历，因而往往很自然地成为起义军中的一部分重要骨干力量。浙东的方国珍出身“鱼盐负贩”[163]，淮东张士诚出身亭户，但也“兼业私贩”[164]。江阴起义军领袖朱定的出身也是“贩盐无赖”[165]。福建盐徒在起义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众盛称十二支，……攻破闽侯官、怀安、闽清、永福、长乐诸县及福清州。”[166]就是南系红军徐寿辉集团中，盐徒也不在少数；在这一支起义军向长江下游发展过程中，盐徒起了重要的作用：“江州在江南，舒州在江北。……私盐船上插红旂，下江攻城如翦急。前年江州李侯死，余侯今岁舒州没”[167]。
必须指出，盐徒并不全是农民战争的积极参与者。他们中间有很大一部分往往站在统治者一边，是旧王朝的积极拥护者；还有一部分虽然参加了起义，但极易反复动摇。前一种情况的例子如全国农民战争前夕，集庆花山有一股起义武装，数量不多，“官军数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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