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政府财政收入经常不敷支出，统治者便用滥发纸币作为弥补亏空的手段，其结果是纸币不断贬值，物价上涨。盐价也不例外。至元十三年(一二七六年)，全国统一之初，每引盐售价为中统钞九贯[131]；到延祐三年(一三一六年)，增为每引一百五十贯[132]。四十年间，增加了十六倍强。人民群众为物价的增长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政府则从中得到了很大的收入。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上面所述的只是官定价格，实际价格要远远超出官价。如至元十八年时，官价一引十五贯，而潭州卖到一百八十两(贯)，江西卖一百七十两(贯)，大都也要一百二十两(贯)[133]。皇庆年间盐价一百贯一引，“官豪商贾，乘时射利，积塌待价，又取五百文一斤。市间店肆，又徼三分之利。故民持一贯之钞，得盐一斤，贱亦不下八百”。据此，则实际售价为官价的三、四倍。因此，“濒海小民，犹且食淡；溪山穷谷，无盐可知”[134]。

    盐价的高昂及其不断飞涨，已使“民财困竭”；“食盐”法的推行，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更大的痛苦。

    在“食盐”法下，国家对广大人民进行着直接的、赤裸裸的掠夺。购买食盐成了每个编户齐民必须承担的封建义务，就连在襁褓中的婴儿亦不得免[135]。在分摊盐额时，不管户口有无减耗，只依原额桩配。逃亡死绝人户的盐额，便落到四邻人户头上。如昌国州，“递年以来，逃亡事故，民户比元数已亏，而盐额如故。多是里正、主首及见在户口，代为闭买；年复一年，包皆靠损”[136]。不仅如此，各地盐司在积盐过多时，还不断递加桩配额。山东在世祖时每户月桩配三斤，年三十六斤。成宗大德时，“口岁至五十斤”[137]，以每户四口计，则增六倍。昌国州大德元年摊派一千六百另四引一百十四斤；第二年，“运司以盐课壅滞，遂于额外增二千五百六十引”[138]。增加额较原额更多。定海当延祐时，“县民包买食盐，三倍于元会计之数”[139]。不仅如此，官吏们还往往利用“桩配”的机会，进行敲诈。如山东，“盐胜而食弗尽，尽诬以私粥”[140]。因此，“食盐”法引起人民倾家荡产之事，层出不穷。如福建，“盐法……行桩配，民至破家鬻产以偿”[141]。陕西人民“粜终岁之粮，不酬一引之价。缓则输息而借贷，急则典鬻妻子”[142]。两广地区，“食盐害民，所在皆是；而岭海之间，其害尤甚。……民至破家荡产犹不充。”[143]

    总之，无论是商旅贩盐，或是“食盐”法，都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苦难，从而大大加深了广大人民与元政府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有时激化，引起了武装起义。顺帝至正初年福建漳州人民起义便是由桩配食盐引起的[144]。而苛重的盐课和其他封建赋税一起，更使得元末浙西一带“民间破家荡产，不安其生”，因而“入海为盗者有之”[145]。

    (三)私盐贩卖的盛行，盐徒及其与农民起义的关系

    为了保证盐利为国家所专有，元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严禁私盐。这些措施主要包括：严格防止盐场与外界交通[146]、在各地设立巡盐军和缉拿私盐的吏役[147]、制定严厉处置私盐贩卖的律令[14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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