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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盐政及其社会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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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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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每引盐的“工本钞”额也随着有所变化。至元十八年前后煎制而成的盐每引“工本钞”为中统钞三贯，到了元代中期，即增至二十贯(有的地方因无官拨柴荡，另加五贯作为买柴钱)[29]。总的说来，盐的售价大致为“工本钞”的五六倍，差距最大时为十比一。一般来说，“工本钞”的增长总是落在盐价的增长后面。
发放“工本钞”的方式通常是生产开始时发给一半或一部分，其余则当盐户缴纳“其所当付”的额盐时补足[30]。如果盐户不能缴足额盐，政府除了使用政权力量强行追征外，同时便扣发“工本”。封建国家的官僚们把这种“依验多寡，俵付工本口粮”的办法说成是为了“以励勤惰”[31]，其实质是以此来强迫盐户完成封建义务。对于封建统治者来说，发给“工本”，既是对盐户进行剥削的方式，又是保证再生产进行的手段。
额盐的缴纳是封建国家占有基本生产资料并将盐户强行编制起来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结果。盐业中的基本生产资料是盐田、盐井、盐池这样一些“自然之利”，它们的所有权显然具有土地所有权的性质。额盐的缴纳正是这种“土地所有权由以实现的经济形态”[32]，额盐因而具有明显的地租性质。额盐是以实物形态向国家缴纳的，似乎是一种实物地租形式。但这只是一种假象。盐业中的生产者是“在地主(在盐业中是封建国家——引者)或他的代表人直接的监督和强制下”、在封建国家占有的基本生产资料上进行生产的；生产的产品全部归国家所有，生产者所得到的只不过是以“工本”为名的勉强足以维持生活和从事再生产的必需的费用。这说明他们提供的实际上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产品。因而额盐是劳役地租的一种表现形式。和农业经济不同的是，在农业中劳役地租意味着生产者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无论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截然分开的，生产者向封建主提供的只是他的剩余劳动[33]。而在元代盐业经济中，生产者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无论在时间或是在空间上都是不可分的，生产者的必要劳动同样消耗在封建国家占有的基本生产资料——盐田、池、井上，只有通过工本的形式，才使这种必要劳动得到体现。
除了额盐之外，盐户还须承担其他封建义务。
元代岁赋之法，北方主要有税粮(包括“丁税”、“地税”)、科差(包括“丝料”、“包银”、“俸钞”)二项。这是诸色人户(除了少数例外)都要缴纳的，盐户也在数内。偶尔蠲免盐户的税粮和科差，便成了封建统治者的“恩典”[34]。南方民户主要缴纳田粮，凡是有田的盐户均不得免[35]。
元代杂泛差役负担极重。按照定制，“除大都、上都其间有的自备首思的站赤，除边远田地里出征军人外”，诸色人户都要承当[36]，盐户也不例外。然而南方各盐区盐户在南宋时一切科敷差役，悉行蠲免；世祖统一南方之初，沿袭这一制度，规定“灶户自有其役”，不再承担其他差役[37]。但是这个规定和前述元朝基本制度相违，因之很快便成了一纸空文，在绝大部分盐区，盐户都要承担杂泛差役。英宗时，下令民间行“助役”法，“考视税籍高下，出田若干亩，使应役之人更掌之，收其岁入，以助役费”[38]。虽然“助役之文初未尝及灶户”，但实际上官吏在执行时，“辄以赡盐地与民田概抽以充役”[39]。只有个别地区(如福建)，盐户免役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证[40]。因此，总的说来，元代盐户大都都要负担杂泛差役[41]。
从上面简单的叙述，可以看出，元代盐户的封建义务是十分沉重的。他们不仅要承担巨额的盐赋，而且要负担丁地税粮和科差。制盐本身已是一种繁重的役，统治者还要强迫他们担负杂泛差役。总之，元代盐户在当时较之其他诸色户所受压榨剥削，“尤为劳苦”[42]。
同样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上述封建义务主要是落在处于封建依附地位的贫穷的盐户头上的。富有的盐户向国家承担的义务具有不同的性质。通过前一节对盐户来源、法律地位以及本节对他们所承担的封建义务的分析，我们对贫苦盐户的社会身份可以有一个大致的认识。贫苦盐户是被强制束缚在基本生产资料上的，他们的人身是不自由的，他们的生产是在“直接的监督和强制下进行”的；他们向封建国家承担的最主要的封建义务是提供劳动力，亦即表现为劳役地租。这些征象必然使我们得出结论：元代贫苦盐户的身份，大体和农奴相近[43]。
(四)盐户内部的阶级关系
在分析盐户与封建国家之间关系时，还必须注意盐户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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