畬田对于环境的破坏，直接表现为土壤肥力的衰减和产量的下降。畬田最初多为处女地，一般比较肥沃，所以尽管耕作方式相对落后，经营也相当粗放，但首种当年产量却不低。唐宋时期的诗文中也多有反映。刘禹锡《畬田行》曰“巴人拱手吟，耕耨不关心。由来得地势，径寸有馀金。”张淏《云谷杂记》中也提到：“沅湘间多山，农家惟植粟且多在冈阜，每欲布种时，先伐其林木，纵火焚之，俟其灰，即灰种于其间。如是则所收必倍，盖史所谓：刀耕火种。”畬田的第二年产量可能会有所下降，但是杂草树木在经过头一年的砍烧之后，新生的杂草树木砍烧起来相对容易一些。因此，在不费太多力气的情况下，也会有一定的收成。王禹偁“畬田词二”提到：“莫言火种无多利，树种明年似乱麻。自注云：种谷之明年，自然生禾，山民获济。”[ii]史书中就有畬田中嘉禾生的记载。[iii]然而，进入第三个年头之后，产量就低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而被迫重新选择新的山地进行砍烧。因此，迁徙成为畬民生活的主题。王禹偁诗中“种了南山种北山”既是原始互助合作的表现，也是畬民在附近地区迁徙的反映。居住分散就是迁徙的结果。

唐宋时期，或许是在畬民居住的附近地区还有大量的处女地可供年年砍烧，所以迁徙的记载相对较少，而到了明清时期，经过数百年的砍烧之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达到了一定的限度，因此迁徙更为频繁。史志中有关畬民“随山种插，去瘠就腴”[iv]的记载，俯拾即是。如《永春县志》：“耕山而食，率二三岁而徙”。《霞浦县志》：“耕山而食，去瘠就肥，率数岁而一徙”。《福建近代民生地理志》：“畬民……随山迁移，种谷三年，土瘠辄弃之。”而随着迁徙频率的加大，范围的扩大，环境破坏的深度和广度也就越来越大。

唐宋以后，畬田民族的历史走向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一个方面是，畬田民族出于自身的生产方式和生态环境压力，要不断地向外迁徙；另一方面，经济重心南移，畬民聚居地区外来人口不断增加，要不断地开辟新的耕地，对于畬田民族的包围圈越来越小，结果是畬汉之间的接触越来越紧密，冲突越来越频繁。据统计，从唐代中后期到明代中期，福建的泉、漳、汀、建四州的人口增长率大于1000%，[v]是当时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而正是这个地区出现了最早的所谓“畬民之乱”。

至少自唐代开始，中原王朝就开始有意识地向畬田民族集居地区进行渗透，设州立县，开疆拓土。宋神宗熙宁五年章惇“开梅山”、“籍其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vi]迫于外来的强大压力，一些畬民选择归抚，如南宋漳州“南畬上余所酋长，各籍户口三十余家，愿为版籍民”[vii]；这些畬民成为了宋朝的臣民，宋末张世杰等领导的抗元战争中就有畬兵的加入。[viii]元灭宋以后，曾在畬人集居的福建汀、漳州地区设立屯田，并将曾参与宋军抗元的畬兵余党编入军屯之中。[ix]更多的畬民则选择了迁徙，明清时期，聚居于闽、浙、赣三省交界的畬民开始向外迁徙，逐渐向闽南、闽中、闽东、闽北、浙南、赣东北等地移动。迁徙又引发了新的冲突，冲突又导致被迫迁徙。据《游洋志》记载，明初畲族由汀、漳迁移到兴化（今莆田）山区，到明万历间该地区就发生了畬与汉民之间的冲突。有学者推测，畬人进入赣东北的时间当在明代中叶，而据《贵溪县志》卷五“武备”的记载，明正德、嘉靖年间，赣东北一带曾先后出现了王浩八、袁三等领导的爆动。畬汉冲突的最高点当为所谓的“王守仁的平畬之役”。因此，明代以后的畬民迁徙，其原因除了自身的生产方式之外，更与汉族的打压有关。“每每彼所开垦之地，垦熟即被汉人地主所夺，不敢与较，乃他徙，故峭壁之嵮，平常攀越维艰者，畬客皆开辟之，然每每刀耕火耨之所得，未成卒岁，则掘草药，种茯苓以自活。”[x]畬民自己的史诗中就多次提到因受官府欺侮而迁徙的事，所谓“一路搬来都一样，官府欺侮住人难”。

前面说过，畬汉之冲突始于唐代，当初南迁的汉族人口还相对较少，畬汉的力量对比还不是太明显，处于势均力敌的阶段。因此，当汉人南迁到畬田民族人的领地时，遭到畬田民族人民的强烈抵制。遂有一系列的抵抗运动发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明代开始发生了变化。明朝不仅要平定畬民的所谓“叛乱”，更想根本解决畬民的问题，使他们成为明朝的编户齐民。[xi]

经过多次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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