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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齐民要术》看少数民族对中国科技文化发展的贡献——《齐民要术》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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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4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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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北齐政府鼓励生育的政策规定，“生两男者，赏羊五口”[25] 。与此同时，羊代替了狗在屠宰市场上“担纲”。北周庾信《答移市教》曰：“昔张楷硕儒，尚移弘农之市……圣德谦虚，未忘喧湫，欲令吹箫舞鹤，还反旧鄽，卖卜屠羊，请辞新阓，而交贸之党好留，豳岐之众难遣。”[26] 以“吹箫舞鹤”和“卖卜屠羊”来代表市中百业和芸芸众生，可见屠羊在当时的市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屠宰业的主体。北朝仍然有养狗的，如《魏书》卷48《高允传》载，监国太子拓抜晃“营立私田，畜养鸡犬，乃至贩酤市廛，与民争利”。高级贵族尚如此，何论民间？不过，我们还没有发现北朝有“狗屠”的。时人谓：“譬之畜狗，本取其吠。”[27] 可见，养狗主要不是为了吃肉。本来这也是游牧人的传统，在游牧时代，狗虽然不象牛羊一样要大量繁殖，但作为“守犬”在畜牧生产中仍占有一定地位，游牧人进入中原以后，游牧生活逐步被农耕生活所取代，而食羊饮酪的习惯却延续下来。狗既失去昔日在游牧生产中的地位，而中原人原来食狗的习惯又被游牧人食羊的习惯所排斥，养狗主要用于看家和娱乐性的狩，它在社会生产方面的意义已经不大。正因为如此，《齐民要术》没有把狗列入畜牧卷之中。狗由此退出了主要牲畜的行列，并从此不入主要畜牧生产之“流”。虽然《齐民要术》也多次谈到“六畜”，但这只是历史语言的延续，在贾思勰的心目中，主要牲畜实际上是不包括狗的。这是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原文化发生影响的一个显例，也是中国历史上消费反作用于生产的一个显例。尊羊抑犬的食俗形成后，甚至出现了“挂羊头卖狗肉”、“狗肉上不了盘”之类的俗语。南方的情形与此不同，这里本来有吃狗的传统。当年越王句践奖励生育，生男的奖励一壸酒，一只犬，生女的奖励一壸酒，一只猪[28] ；狗的地位在猪之上。《论衡•定贤》也有“彭蠡之滨，以鱼食犬豕”的记载。随着中原人的大量南移，吃狗肉的习惯在南方更加流行起来。如宋齐之间的王则敬就曾“屠狗商贩，遍于三吴”[29] 。有的学者根据《太平御览》、《艺文类聚》所载有关狗的材料作了地区分布的统计分析，指出汉代多在北方，而魏晋南北朝多在南方，正是这种变化的反映[30] 。吃狗肉的习惯后来在南方长久地保存了下来。现在“南风北渐”，“花江狗肉”的招牌在北京随处可见；殊不知，正宗吃狗肉的，正是原来长江以北的中原人哩！
《齐民要术》畜牧卷所载牲畜的排列次序虽然是牛、马、驴、骡、羊、猪、鸡、鹅、鸭，但其内容的比重却和这一次序并不一致。据游修龄先生的统计，《齐民要术》中叙述马的字数占全部畜牧字数的45.5%，羊占25.75%，马和羊合占71.20%，是绝对多数。牛的数字仅和鸡、鹅、鸭一样，只各占6.06%。猪居末位，仅占3.93%。因而，按字数多少的次序是：马、羊、牛、鸡、鹅、鸭、猪，驴、骡附在马中叙述。前一种排列保留了农区传统畜牧生产结构的某些特点，后一种排列却深深地打上了北方草原畜牧文化影响的烙印。[31]
《齐民要术》专门介绍了“驴马牛羊收犊、子、驹、羔法”：
常于市上伺候，见含重欲生者，辄买取。……乳母好，堪为种产者，因留之以为种，恶者还卖，不失本价，坐嬴驹犊。还更买怀孕者。一岁之中，牛马驴得两番，羊得四倍。羊羔腊月正月生者，留以作种；余月生者，剩而卖之。用两万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所留之种，率皆精好，与世间殊绝，不可同日而语之。……（《养羊第五十七》）
这种依靠购买怀孕母畜来繁殖畜群的办法，是中原地区快速发展畜牧生产的一条途径，是贾思勰为经营商品性畜牧业的地主所提供的精明筹划；它的前提是存在一个繁荣的牲畜市场。能够经常供应这样充足的包括母畜在内的牲畜的市场，其来源应是牧区，这是在游牧人进入中原的条件下农牧区经济文化交流更为经常和频繁的一种反映。
在这样的情况下，《齐民要术》畜牧卷所载的畜牧生产技术、相畜术和畜病防治技术，应该包含了牧区人民丰富的经验在内的，而且比重不应太少。由于少数民族的经验和汉族人民的经验已经融合在一起，现在很难把它们区分开来了。不过还是有迹象可寻的。如，马和馿杂交后代骡的培育成功，是北方草原民族的一项重大贡献。《逸周书•王会解》载商初伊尹为“四方朝献令”，规定正北方方国的献物中有“駃騠”，即以马为父本的骡。上面谈到，从战国至魏晋，传入中原的骡从“奇畜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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