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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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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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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知其钱，与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与人交易，一言便定，岂可以利动心也。’遂与之。缙绅之流闻而敬服焉。……”
这则很有代表性的事例说明：最高贵的金珠和最平常的农具都用绢帛来表现自己的价值，并以之作为交换的手段。赵翼说：“六朝则钱帛兼用，而帛之用较多。”正是指北魏此时而言〔23〕。不过，直到北魏末年，布也同样使用。前引《魏书·食货志》所说：河北“专以单线之缣、疏缕之布。……以济有无”，即是一例。此外，同书又载，孝明帝时(公元516～528年)，蒋钦请将华州、河东等地对洛阳的公物运输，由车运改为漕运，说：
“……略计华州一车，官酬绢八匹三丈九尺；别有私民雇价，布六十匹。河东一车，官酬绢五匹二丈；别有私民雇价，布五十匹。自余州郡，虽未练多少，推之远近，应不减此。今求车取雇绢三匹，市材造船，不劳采斫。计船一艘举十三车，车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雇作手并匠及船上杂具食直，足以成船。计一船剩绢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匹。又租车一乘，官格四十斛成载，私民雇价：远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
这里显然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市场上，布的使用还是相当广泛的，可能并不多逊于绢帛。但是到了隋代，用布的事例就绝少见于记载了。大概就在这个时候，由于受铜钱和绢帛的排挤，布卸去了它的货币职能，而退处于普通商品的地位。据《隋书·食货志》载，隋开皇年间，曾几度大力整顿币制，更铸新钱，“自是钱货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铜钱的流通是扩大了。同时绢帛的使用也极普遍。如炀帝课责“天下州县”供给骨角齿牙皮革毛羽可饰器用及堪为氅眊者，百姓不能给，只得买于豪富蓄积之家，其价腾踊，“翟雉尾一直十缣，白鹭鲜半之”。以绢计值，以绢购买；绢在市场上的流通手段职能，似乎比钱还更具优势。
总起来看，钱帛二者已经是商品交换中无独有偶的宠儿了。综括以上所述可见，唐以前的货币发展大势，尤其显明的是自魏晋以来，是逐步向着钱帛兼行推移的。唐代的钱帛兼行，可以说，是一个势所必至的结果。但是，单单历史的原因还不足以充分说明问题，必须更从唐代的社会经济中去寻找条件和根据。现在，就让我们对唐代经济状况作一些粗略的分析吧。 二 唐代铜钱流通的分析
我们的分析从铜钱的流通开始。
从上文所引《魏书》、《隋书·食货志》的记载可以看出，在南北朝后期，只有三吴、荆、郢、江、湘、梁、益、徐、扬、兖、豫等州郡用钱。这些州郡的地理分布，由历史地图上一望而知，是在长江、汉水、运河和黄河下游的沿岸，也即是在几条商道所经的漕运地带。这说明：铜钱的流通是在当时交换比较发展的区域。经隋而唐，铜钱流通的区域是大为扩张了，但在唐代前期，仍只局限于中原。唐穆宗朝(公元821～824年)的户部尚书杨於陵在指陈钱荒的原因时说：“昔行之于中原，今泄之于边裔。……大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杂鈆钱以通时用，岭南杂以金银丹珠象齿。今一用钱货，故钱不足。”〔24〕可见，铜钱流通的区域，在大历(公元766～779年)以后，才扩及边疆。那么，是不是在中原内地就一律使用铜钱呢?也不是这样。可以看看和杨于陵相先后的一些人的说法。
一个是陆贽。他反对两税征钱，在贞元十年(公元794年)上疏，其《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二条》〔25〕中有云： “……国朝著令，稽古作程：所取于人，不逾其分。租出谷、庸出绢、调杂出缯纩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赋法。列圣遗典，粲然可征。曷尝有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者也。今日两税，独异旧章；违任土之通方，效算缗之末法。……”这是说，租庸调之所以不征钱是由于“任土之通方，”不强民以所无。——纳税的农民缺乏铜钱。
又一个是河南尹齐抗。他也反对两税征钱，在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上疏说：“……今两税出于农人，农人所有，唯布帛而已；用布帛处多，用钱处少。……何必取于农人哉”〔26〕这说得更明白，农民那里很少铜钱。
再一个是白居易。他在《息游惰策》〔27〕中说：“……夫赋敛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计夫家以出庸。租庸者谷帛而已。今则谷帛之外，又责之以钱。钱者，桑地不生铜，私家不敢铸，业于农者何以得之。……”
他又在《赠友》诗〔28〕中说：“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吾闻国之初，有制垂不刊：佣必计丁口，租必计农桑；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
这些议论，乍看起来未免可笑：难道要求每个农村都有一个铸钱监，每户农民都有一座铸钱炉吗?货币是能够不胫而走的；农村之所以缺少铜钱，自然不是由于不鼓铸，而是由于不流通。 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户部侍郎张平叔建议变盐法为官自粜卖，韩愈上《论盐法事宜状》〔29〕加以反对。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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