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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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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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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理由之一是，
“……除城郭外，有见钱籴盐者十无二三，……”(按：《通鉴》卷二四二引作“城郭之外，少有见钱籴盐。……”)〔30〕这说明：铜钱主要是在城市里流通，乡村中很少。
另一个人，中书舍人韦处厚，也以同样理由反对改变盐法，并且举出个别地方的具体情况为例证。他说：
“……且据山南一道明之：兴元巡管，不用见钱。……。”〔30〕
关于个别地方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从《敦煌资料》〔31〕里看到。这书收入有关买卖、典租、雇佣、借贷的契约近百件；其中竟没有一件是使有铜钱的。可见敦煌的情况和齐抗、韩愈等所说的正相符合。
应该指出，上录唐人的议论不仅是他们当时的经济问题的反映，而且也是唐初以来的铜钱流通状况的概括。所谓“列圣遗典”，所谓“有制不刊”，目的虽在论证租庸调法的永恒性和合理性，但却无意为我们指出了铜钱流通的局限性。唐代的经济水平比以前提高了，铜钱流通也比以前扩大了，然而仍长期地存在城郭外少有见钱的现象，这就不能不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假若考虑到铜钱这种货币的特点，那就不仅对它之不流入农村是一个疑问，而且对它之所以局限于城市(尤其是大都市)，也是需要加以说明的。
那么，铜钱的特点什么呢?
铜钱的特点，一言以蔽之，是一种贱金属的、细小单位的货币。《通典》卷九载：
“大唐武德四年，废五铢钱，铸开元通宝钱。每十钱重一两，计一千重六斤四两。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远近便之。”
一钱的重量是十分之一两，即《通鉴》和两《唐书·食货志》所说的“重二铢四NB067”〔32〕。但实际比过去的五铢还重。《通典》上条之下有注说：
“每两二十四铢，则一钱重二铢半以下。古秤比今秤，三之一也，则今钱为古秤之七铢。以比〔33〕古五铢〔钱〕，则加重二铢以上。”
尽管比五铢钱加重了，但仍然是很细小的。标准的开元钱一枚不过合今天的重量四克〔34〕。以如此细小的货币，何以能适应当时城市交换的需要，而使“远近便之”?又何以不能流入农村，弄得连籴盐也很少见钱?这两个问题实际是一事的两面。现在请先从前者谈起。
唐代城市的人口，和别的封建王朝相类，主要是两种人构成的。一种是地主阶级分子，其中又主要是他们的当权派(皇室、贵族、官僚、豪绅)；另一种是城市小生产者，其中包括所谓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前者居于统治的地位，是城市生活的主体；后者居于从属的地位，是城市生活的附庸。但是，对于市场的关系，恰好相反，前者很稀疏，而后者却很紧密。以最繁华的长安为例，那里的皇室、贵族、官僚是最大的消费者，但是他们的主要生活资料，如所周知，并非取给于市场，而是通过租税、贡献、禄赐等方式得来的。朝廷每年迢迢远道从各地漕转辇运大批的粟麦布帛到长安洛阳来，按着品级地位，等差分配于统治者之间。这就解决了他们的最基本需要，而勿须一粒一缕通过市场。其他的需要也多是如此，例如皇室每年的常贡。《通典》卷六载有一个“天下诸郡每年常贡”的品目表。其中有贵重的黄金、白银、玳瑁、象牙、犀角、绫绢……也有日常应用的赀布、纻布、席子、纸张、药材(麝香、杜仲、枳实、五加皮之类)……还有水果如橘子、柑子……甚至于玩意儿的“棋子”等等。可谓上至甚贵，下至极细，无所不备。常贡之外又有进献，其品目和数量更是繁夥。如天宝二年江淮租庸转运使韦坚的一次进献，“以新船数百艘，遍榜郡名，各陈郡中珍货于船背，……连樯数里，……观者山积。”〔35〕看来可能比东西两市的商品还要多样而新奇(当然这是最铺张的一次，不过别人的进献数亦非少)。贡献之不足，又有若干官府作场，专为宫廷生产各式各样的手工业品。如杨贵妃一人便有“织锦刺绣之工凡七百人，其雕刻镕造又数百人”〔36〕。(这表明杨贵妃的穷奢极侈，也反映了她的经济的自然性质)……皇室取得消费品的方法，自然不止这些，但即此数端已可概见，他们的绝大部分消费和市场没有联系。皇室而下，一般贵族官僚的经济也是一样。且不说那些贪墨的盗臣，就是一些当时在封建士大夫中尚有“称誉”的人，单凭禄俸赏赐便足以供其挥霍而有余。如“侈穷人欲”的郭子仪，“其宅在亲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37〕这么庞大的消费集团，该需要多么巨大的消费资料；可是，“前后赐良田、美器、名园、甲馆、声色、珍玩，堆积羡溢，不可胜纪”〔38〕，自不必再向市场去一一猎取。奢纵者如此，至于一些尚多少能以封建礼法稍稍约束自己的官僚或贵族，当然就更可以仰赖禄俸赏赐而寄生了。一个列入属籍的贵族李袭誉，“尝谓子孙曰：吾近京城有赐田十顷，耕之可以充食；河内有赐桑千树，蚕之可以充衣；江东所写之书，读之可以求官。吾没之后，尔曹但能勤此三事，亦何羡于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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