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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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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4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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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上的证实。《新中国的考古收获》说：“春秋战国之际，还处在使用金属货币的较早阶段。铸币的广泛流通是在封建所有制确立的战国中期。”〔7〕不言而喻，在这以前，自然还存在着实物交换(即生产物的直接交换)，因为初产生的铜币势不可能一下子便充斥于交换的每个角落，而把它所从出的实物交换全部排除。事实上，就是到了战国后期，实物交换也依然可以看到。如《孟子》书中，以粟易褐、易素、易铁、易械器、以械器易粟、织屦辟纑以易粟……〔8〕就是明证。从总的情况说来，春秋战国时期是铜币流通和实物交换同时并存的。到了两汉，交换的发展使得铜币流通更为扩大，并且定型为五铢铜钱。然而五铢钱仍不是惟一的交换媒介。吕思勉曾经指出：秦汉时期，“民间零星交易，并不甚用钱。”〔9〕我们从汉朝人的货币议论里还可以看到，在不用钱的交换中，有几种生产物显然已起着媒介的作用，那就是布帛和谷物。西汉元帝时，贡禹建议说：“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亡复以为币，……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10〕东汉章帝时，张林建议说：“尽封钱，一取布帛为租，以通天下之用。”〔11〕这些议论无异是市场上布帛谷物驱逐铜钱的呼声。可见布帛谷物的媒介作用，不唯存在，而且有取代铜钱的可能。汉末董卓之乱，这种可能性确乎被实现了〔12〕。三四十年之间，“钱废谷用”〔13〕。魏黄初二年(公元年)，曹丕公然明令：“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14〕虽然此后不久，又恢复了五铢钱的法定地位〔15〕，但布帛谷物并未因此而减少流通。相反，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除太康年间外，铜钱始终都不能和布帛谷物相抗衡。如在北方，自“魏初至于太和，钱货无所周流”；直到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才又重新铸钱。可是过了二十多年以后，尽管有朝廷的法令为之后盾，新铸的“太和五铢”仍只能“专贸于京师，不行于天下”。京西、京北、域内州镇，尚多“未有钱处”。其能行钱的地方，又辈类各殊：利于京邑之肆者，不入徐扬之市，便于荆郅之邦者，碍于兖豫之域。黄河以北，甚至“专以单丝之缣、疏缕之布；狭幅促度，不中常式，裂为匹尺，以济有无”〔16〕。这种情况，到北齐仍循而未改〔17〕。其在南方，东晋时犹“土习其风，钱不普用”〔18〕。后来虽经开发，经济逐渐发展，但铜钱的流通始终未能遍及。如“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陈时，仍“兼以粟帛为货”〔19〕。由此可见，自魏晋以来，不论北方或南方，都是布帛谷物和铜钱杂用的。(假若允许我们称唐代为“钱帛兼行时期”的话，那么这时就可以称为“钱谷布帛杂用时期”了。)
现在还应该进一步指出：在这个时期里，布帛谷物之间也是有变化的。变化的特征是，绢帛的货币作用越来越发展，谷物和布则逐渐削弱。
李剑农先生曾经断言：“自王莽之乱以来，缣帛跻于货币之地位，虽至五铢钱恢复后，缣帛犹时显其货币之职能。”〔20〕我们认为，绢帛在东汉时期确已隐然向着充当货币的方向发展，但若说那时就已“跻于货币之地位”，则未免过早。(按李先生所举史实，尽属支付作用，亦未能证成其说。)它真正成为货币商品的时期，应当是汉魏之际。假如要为它找一个充当货币的绝对年代，那么魏黄初二年(即曹丕废五铢钱之年)，才是它的纪元。然而这时和它一齐取得货币地位的还有谷物；并且它的作用也逊于谷物。如前引晋人孔琳之追叙这时情况所说的“钱废谷用，四十年矣”，言谷而不言帛，可见谷的使用是尤为突出的。南北分裂以后，南方：东晋时还多用谷的纪载〔21〕；到了南朝，布帛之用才显著地盛行起来。北方：绢帛在十六国之时已取得优势。《晋书·石季龙载记》说：“季龙下书，令赎刑之家得以钱代财帛，无钱听以谷麦。”这则记载说明：当时钱帛谷物杂用，而以帛最为人所重。北魏前期，“钱货无所周流”，绢帛的货币职能更加发展。这由“调外帛”一事便可看出。所谓的调外帛是户调以外又向每户征帛一匹二丈的附加税。征取以后，“委之州库”，再交给隶官商人，市买以供官用〔22〕。不说自明，这份帛的征取，自然不是为了它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把它作为高利贷资本，假商人之手以获利。而在商人手中，又是作为“市买”的流通手段用的。由此可见，当时的官府剥削、人民纳税、商贾贸易，都可以使用绢帛。到了太和前后，使用绢帛的实例就更多了。这里不能枚举，仅录其一，《魏书·赵柔传》载：
“……柔尝在路，得人所遗金珠一贯，价值数百缣。柔呼主还之。后有人与柔铧数百枚者，柔与子善明鬻之于市。有从柔买，索缣二十匹。有商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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