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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名田宅制”说——从张家山汉简看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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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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僮。”《索隐》：“谓贾人有市籍，不许以名占田也”。《汉书·食货志上》载董仲舒上书：“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 颜师古注：“名田，占田，各为立限，不许富者过制，则贫弱之家可足也。”汉哀帝时还制定了限民名田宅的法令：“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7] 由此可知“名田”即是“以名占田”。《史记索隐》：“按：郭璞云‘占，自隐度也’。谓各自隐度其财物多少，为文簿送之官也。”[8] 《汉书·宣帝纪》地节三年诏“流民自占，万余口”。颜师古注曰：“谓自隐度其户口而著名籍也。”由此，所谓“名田宅”就是把占有的田宅呈报官府，登记在自己户籍名下。在出土的汉代买地券中，把所买的坟地称为“所名有”，[9] 盖也因缘于“名田宅”制度，故当时人把因“名”而有称为“名有”。
从前引《户律》简312—313“不幸死者，令其后先择田，乃行其余。它子男欲为户，以为其□田予之。其已前为户而毋田宅，田宅不盈，得以盈。宅不比，不得”来看，男子只要没有从父母那儿分开单立户籍，就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名有田宅，而是和父母共有一套田宅。根据《傅律》：
不为后而傅者，关内侯子二人为不更，它子为簪袅；卿子二人为不更，它子为上造；五大夫子二人为簪袅，359它子为上造；公乘、公大夫子二人为上造，它子为公士；官大夫及大夫子为公士；不更至上造子为公卒。360当士（仕）为上造以上者，以適（嫡）子；毋適（嫡）子，以扁（偏）妻子、孽子，皆先以长者。若次其父所，所以以未傅，须其傅，各以其傅361时父定爵士（仕）之。父前死者，以死时爵。当为父爵后而傅者，士（仕）之如不为后者。362
可知男子达到法定傅籍年龄时，可根据父亲的爵位得到相应的爵位或身份。按照简310—316以爵位名田宅的法令，似乎只要具有了爵位和身份，就应该享有名田宅的权利。那么，傅籍的男丁未分户时虽然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名田宅，但是否可以以其家庭的名义名有与其身份相应的田宅呢？从《周礼·地官·遂人》[10] 及《汉书·食货志上》[11] 记载的西周授田法来看，户主外的余夫和户主一样享有受田的权利，那么张家山汉简所反映的名田宅制是否也是如此呢？臆以为不是。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就实行鼓励核心家庭政策，商鞅变法时甚至实行了“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12] 的措施，假如男子傅籍后未分户也和分户的人一样享有受田宅的权利，显然分户对百姓就没有诱惑力。前文已提到，战国秦汉以来一般小农的家庭经济模式是“五口之家，百亩之田”，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时，谈到魏国的小农时说：“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13] 西汉文帝时，晁错上书也称“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五口之家不能排除家有余夫的可能，但是家庭所拥有的土地数却只有百亩，显然余夫并没有自己名下的土地。比李悝稍晚、与商鞅几乎同时代的孟子，谈到当时的小农家庭也是百亩之田。《孟子·梁惠王上》：“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在此篇还有一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尽心上》：“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孟子谈到的小农家庭规模“八口之家”比李悝的“五口之家”略大，八口之家，其家必有余夫，但是其田亩数却也只有一百亩，显然并没有给余夫授田。由此可以证明至少战国中期以后，名有土地是以家庭“户”为单位，而不是以“口”为单位。
以上论证表明有爵者未必有田宅，有田宅的充分条件是具有户主身份的人。由于法律并不限定户主必须是男子，在一些情况下女子也可作户主立户。《置后律》：
死毋子男代户，令父若母，毋父母令寡，毋寡令女，毋女令孙，毋孙令耳孙，毋耳孙令大父母，毋大父母令同产379子代户。同产子代户，必同居数。弃妻子不得与后妻子争后。380
确定了户主的代立顺序依次是：子男——父母——妻子——女儿——孙子——耳孙——祖父母——同居的同产子（侄子）。因此常有女子继为户主的情形。《置后律》：
……其弃妻，及夫死，妻得复取以为户。……384
寡为户后，予田宅，比子为后者爵。其不当为户后，而欲为户以受杀田宅，许以庶人予田宅。毋子，其夫；夫386毋子，其夫而代为户。夫同产及子有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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