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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茶业政策述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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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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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的作用，如宪宗元和十二年（817）五月，“出内库茶三十万斤，付度支进其直”。[13]
（三） 税茶和榷茶政策
到德宗建中三年（782）九月，唐政府开始实施税茶政策。[14] 《旧唐书》卷12《德宗纪》对此记载道：“[建中三年]九月丁亥……判度支赵赞上言，请为两都、江陵、成都、扬、汴、苏、洪等州置常平轻重本钱，上至百万贯，下至十万贯，收贮斛斗匹段丝麻，候贵则下价出卖，贱则加估收籴，权轻重以利民，从之。乃于诸道津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什一税一（之），以充常平本。”可见政府以设立常平本钱为名，在各地交通的关津要地设置官吏，按商人所携商货价值的高低征收商品通过税，其中竹木茶漆等商货被列为一类，按价值的10%收税，其他商货按价值的2%收税。竹木茶漆的商税独高，我们认为是开元九年（821），特别是安史之乱后政府开始重视山泽之利、增辟税源的结果。开元九年，左拾遗刘彤上表，认为要改变当时国家财力不足的状况，应效法汉武帝时政府专营盐铁的成功经验，在农业税收之外，“诏盐铁木等，官收兴利，贸迁于人”，[15] 主张对盐铁木等山泽之利实施政府垄断。安史之乱后，国家财政愈益窘困，政府相继在肃宗乾元元年（758）和德宗建中元年（780）对盐和铁实行了垄断经营，以大力增加财政收入。竹木茶漆是属于“木”一类的山泽之利，政府自然也不会视而不见，对其征收高税率的商税，正反映了政府对其利益的开始重视。有的学者以唐代茶叶经济的迅猛发展来解释税茶之因，虽有可取之处，却未免失于肤浅。
此次对竹木茶漆征税的时间有限，到兴元元年（784）正月，德宗颁《奉天改兴元元年赦》，诏罢“垫陌及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等诸色名目”，[16] 前后只有一年有余，而且茶与竹、木、漆并列，同样作为一种商货按值收税。茶税还不是一项独立的税种，仅是商品通过税的一种而已。
茶税成为独立税种并由盐铁使兼管，始于贞元九年（793）正月。《唐会要》卷87《转运盐铁总叙》载：“[贞元]九年，张滂奏立税茶法。郡国有茶山及商贾以茶为利者，委院司分置诸场，立三等时估为价，为什一之税。是岁，得缗四十一万。”此次税茶的缘起，张滂《请税茶表》作了交待，曰：“伏以去秋水灾，诏令减税，今之国用，须有供备。伏以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价钱，充所放两税，其明年已后所得税，外收贮，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之。”[17] 张滂时任诸道盐铁使，从其税茶的奏议和采取的具体措施看，政府以填充因水灾而减免的两税为由，有盐铁使所属巡院（院司）在产茶州县或茶山之外茶商必经之地，设置税场，依照“月别三估”的市场管理办法，按品质优次将商人所携茶叶分为三等时价，征收总价值的10%作为茶税，不但依旧保持了建中三年初税茶时的高税率，而且专门为茶叶这一商品设税，成为一项独立税种。茶税征收由巡院官吏（所由）具体负责，由盐铁使总其大成。另外，贞元十年（794）五月，陆贽在《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之第五条《请以税茶钱置义仓以备水旱》中，谈及自贞元九年正月开始征收的茶税，说：“近者有司奏请税茶，岁约得五十万贯，元敕令贮户部，用救百姓凶饥。”[18] 又可证各地盐铁巡院所收茶税钱要由盐铁使全额移交户部司收贮。《旧唐书》卷123《王绍传》所载“贞元中……令户部收阙官俸，兼税茶及诸色无名之钱，以为水旱之备”，也证明了这一点。它反映出唐中央对茶业之利的控制已有明显加强。
茶税征收自贞元九年后“税无虚岁”，但“遭水旱处，亦未尝以钱拯赡”，[19] 茶税随征随被用于政府开支而消耗掉。而且，随着安史之乱后地方势力的膨胀，许多地方州府在盐铁巡院之外，也自行设立茶盐店征收茶盐之税，造成了多头征收茶税的混乱局面。宪宗元和十三年（818）三月，应盐铁使程异的建议，唐中央着于进行整顿，宪宗下诏停罢地方州府所设茶盐店，以维护盐铁巡院对茶税征收的专门权，保证茶利收归中央。[20] 穆宗即位后，因用兵两镇，财政艰窘，对茶税征收又作出重大调整。《新唐书》卷54《食货志四》记其事曰：“穆宗即位，两镇用兵，帑藏空虚，禁中起百尺楼，费不可胜计，盐铁使王播图宠以自幸，乃增天下茶税，率百钱增五十。江淮、浙东西、岭南、福建、荆襄茶，播自领之，两川以户部领之。”不但将茶税税率由以前的10%提高到15%，而且将茶税征收事务划分为东西两大区，分别由盐铁使和户部司掌领，茶税征管体制上发生了明显变化。这进一步表明了唐中央对茶业之利的愈益重视，也反映出茶税的财政地位更加重要。
茶业政策发生性质上的重大变化——由税茶变为榷茶出现于文宗朝。太和九年（835）十月，文宗采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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