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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茶业政策述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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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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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谈钥所撰《嘉泰吴兴志》[6] 保留了湖州（吴兴郡）国有制茶业的建立和经营管理情况。其书卷18《食用故事·茶》载：“自大历五年，[湖州长兴县]始分山析造，岁有客（定？）额，鬻有禁令，诸乡茶芽，置焙于顾渚，以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可见自代宗大历五年（770）始，政府将湖州长兴县茶山收归国有，禁止茶叶私卖，并于顾渚置官焙制茶，以州刺史、观察使负其责，建立起国有制茶业。同卷还征引北宋真宗景德年间湖州摄长史左文质所撰《吴兴统记》，记述了顾渚贡茶院的发展和生产情况，其文曰：“旧于顾渚源建草堂三十余间，自大历五年至正（贞）元十六年于此造茶，急程递进，取清明到京，袁高、于頔、李吉甫各有述。至正（贞）元十七年，刺史李词以院宇隘陋，造寺一所，移武康吉祥额置焉，以东廊三十间为贡茶院，两行置茶碓，又焙百余所，工匠千余人，引顾渚泉亘其间，烹烝涤濯皆用之，非此水不能制也。刺史常以立春后四十五日入山，暨谷雨还。”《元和郡县图志》卷25《江南道一·湖州长城（长兴）县》亦载：“顾山，在县西北四十二里。贞元以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7] 证明贡茶院在代德顺宪四朝时期不断扩大，已具有相当规模，且制茶讲究，郑重其事。据《册府元龟》卷494《邦计部·山泽二》记载，文宗开成三年三月，因湖州刺史裴充卒，“官吏不谨，进献新茶不及往年”，乃“以浙西监军判官王士玫充湖州造茶使”，一度设立专使负责湖州贡茶，由于宰臣和谏官以为不妥，又诏而罢之。顾渚贡茶院后来曾于武宗会昌中一度弃废，至宣宗大中八年（854），由湖州刺史郑顒奉敕重建[8] ，继续经营。
顾渚贡茶院并不是建立最早的官营国有制茶院。据北宋赵明诚《金石录》卷29《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9] 记载，知常州（昆陵郡）在李栖筠任刺史期间已建立了国有制茶业。记文曰：“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实典是邦，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芬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阙后因之，征献浸广，遂为任土之贡，与常赋之邦侔矣，每岁选匠征夫至二千余人。”并评论道：“如贡茶，至末事也，而调发之扰，犹如此，况其甚者乎？羽盖不足道。呜呼！孰谓栖筠之贤而为此乎？书之可为后来之戒，且以见唐世义兴贡茶自羽与栖筠始也。”李栖筠任常州刺史在代宗永泰元年（765）至大历三年（768）。[10] 从“选匠征夫至二千余人”从事制茶来看，亦应建立有贡茶院之类的机构，时间在顾渚贡茶院建立之前。
除常州、湖州的官营制茶业外，见于记载的官营茶园还有德宗至宪宗时期的寿州和光州茶园。《唐大诏令集》卷119载贞元十五年（799）八月德宗《讨吴少诚诏》，说吴反逆不臣，“寿州茶园，辄纵凌夺”。《册府元龟》卷493《邦计部·山泽一》载，“元和十一年讨吴元济，二月诏寿州以兵三千保其境内茶园”；又载元和十四年（819）八月，“归光州茶园于百姓，从刺史房克让之请也”。[11] 寿州和光州是名茶黄芽的产地，官营茶园为抑夺百姓茶园而来，具体的经营管理当同于常州、湖州例。史载至唐后期时，仍有官营茶园的存在。《唐大诏令集》卷2《穆宗即位赦》有云：“诸州府，除京兆、河南府外，应有官庄宅、铺店、碾硙、茶菜园、盐畦、车坊等，宜割属所管州府。”
精制茶叶以进贡是各地官营贡茶院的主要任务。为争相先进，以利邀宠，各地还展开激烈竞争。《嘉泰吴兴志》卷18《食用故事·茶》载常、湖二州为贡新茶，皆“争耀先期，或诡出柳车，或宵驰传驿，争先万里以要一时之泽……先是两州析造时，供进五百串，稍加至二千串，会昌中至一万八千四百斤，每造茶时，两州刺史亲至其处”。其他见于记载的贡茶还有许多。如《元和郡县图志》卷32《剑南道·雅州严道县》载：“蒙山，在县南一十里，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是宪宗元和时严道县进贡蒙山之茶，即《唐国史补》所云蒙顶石花之名品。《旧唐书》卷17下《文宗纪》载太和七年（833）诏罢吴、蜀冬日贡茶，要求立春后再行进贡。《旧唐书》卷20下《哀帝记》载天祐二年（905）六月，敕福建“今后只供进蜡面茶”。据张泽咸先生研究，苏州、蕲州、舒州、吉州等地也有贡茶任务[12] 。此类贡茶当亦由各地的官营贡茶院来生产进贡，这说明自代宗朝常、湖二州设官营贡茶院之后，官营制茶业的规模和贡茶数量在不断扩大。茶叶进贡不但保证了宫延的日常茶叶消费，有时还发挥充盈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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