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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唐代的客户一一关于纳税客户的性质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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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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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公职本身巳可说明他们不会是一无所有的破产户。
“浮客”一词，唐代史籍中经常提到。在代宗大历改订户税税则的前五年，广德二年(764年)四月敕，“如有浮客情愿编附，请射逃人物业者，便准式据丁口给授。”②改元永泰(765年)赦说：“其逃户复业及浮客情愿编附者……特矜赋役，全不济者，量贷种子，务令安集。”③浮客乃是逃户。唐朝自武则天时期以来，逃户日众。李峤曾谈到这些人“浮衣寓食，积岁淹年，王役不供，簿籍不挂……非直课调虚蠲，阙于恒赋，亦自诱动愚俗，堪为祸患。”④到了玄宗末年以后，杨炎的陈述是“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⑤这些浮人也就是浮客逃户。张铸上奏提到唐末五代的情况，“窃见乡村浮户，非不勤稼穑，非不乐安居。但以种木未盈十年，垦田未及三顷，似成生业，巳为县司收供徭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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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会要》卷83《赋税》。
② 《册府元龟》卷495《田制》。
③ 《唐大诏令集》卷4；《册府元龟》卷88《赦宥》。
④ 《唐会要》卷85《逃户》。
⑤ 《旧唐书》卷118《杨炎传》。
责之重赋，威以严刑，故不免捐功舍业，更思他适”①。充分说明浮客的特点是“不常厥居”，但他们并非浮游空中，而是住在另一地区从事种植，目的是为了逃避官府的赋役。当官府勒令收编他们人户，向他们征收很重的赋役时，便立即弃地逃亡，此州或有简察，迅速转入他境。胡三省注说：“浮户谓未有土著定籍者，言其蓬转萍流，不常蹶居，若浮泛于水上然。”这一解释是比较确切的。杜佑编撰《通典》时也记录了大历四年的户税令，但未对浮客作出解释。可是，他在赞赏隋代高频所建输籍法时，明白说浮客是“避公税依豪强作佃家也”。为了证成其说，还引用荀悦《汉纪》对汉文帝除田租所作评论，认为“汉家或百而税一，可谓至轻矣，而豪强占田逾多，浮客输大半之赋”，从而认为“高频设轻税之法，浮客悉自归于编户，隋代之盛，实由于斯。”②杜佑在此所说隋代浮客为佃家．一如晋室南渡后。“江左初基，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③，“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的情况，④或者像北朝“禁网疏阔，民多逃隐，……赋役不周，户口错乱”的样子，⑤这些封建依附的隐户和浮客，是不能和唐、宋的佃食客户等同看待的。
唐代宗改订户税，强制那些没有固定籍贯的民户编附户等以征税。于是，税收面扩大了，稍有资产的人，法令规定都必须纳税，初步体现了其后两税法按资产纳税的原则。当然，不是说，大历时，浮户都从此交纳户税了。那时候，北方藩镇叛乱频仍，很多地方不向朝廷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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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治通鉴》卷281晋天福三年(938年)六月。
② 《通典》卷7《丁中》。
③ 《晋书》卷43《山遐传》。
④ 《南齐书》卷14《州郡志》。
⑤ 《魏书》卷110《食货志》。
报户口，不向中央交税。全国各地的户籍很混乱，在改订税制时，没有进行户口清查。使按财产多寡落实户等，致使收税的原则没有贯彻。安史乱事初平，广德二年(764年)，唐王朝所掌辖的有二百九十三万户，几年之后，大历中，仅有一百二三十万户。①那时，大批浮逃户没行编人国家正式户籍。例如在舒州，独孤及为刺史，曾“据保簿敛，百姓并浮寄户共有三万三千，比来应差科者唯有三千五百，其余二万九千五百户，蚕而衣，耕而食，不持一钱以助王赋……每岁三十一万贯之税，悉踵于三千五百人之家。”②可见当时舒州的隐户(即浮寄户)所占比例极大，应差科的三千五百户决不都是地主，被查出纳税的二万九千多浮寄户，肯定主要不是佃农，那是不说自明的。 二、两税法时期，佃食客户并无纳税的法令依据
唐前期的纳税客户不是佃客，是否两税法时期规定交纳两税的客户即是佃客了呢?我们还是从法令的规定进行考察。
唐德宗时开始的两税法乃是我国赋税史上的重要变革。它的纳税原则与计丁课税的租庸调不同。民户不分主户客户，“以见居为簿”，纳税多少则“以贫富为差”。封建时代农村民户的贫富区分主要在于拥有土地的有无和多少，为了做到纳税以贫富分等，很需要进行一次全国性的户口大清查。杜祐说：“自圣上(指唐德宗)御极，分命使臣，按地收敛，土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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