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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汉唐时期西域栽培水稻疏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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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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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新疆文物》1990年4期78页。
（13）《新疆文物》1992年1期66页。
（14）《新疆文物》1991年2期5页。
（15）《新疆文物》1991年2期25页。
（16）《新疆文物》1994年4期22页。
（17）《新疆文物》1992年1期66页。
（18）《新疆文物》1988年3期88页；又《考古与文物》1984年6期91页。
（19）《新疆文物》1993年3期34页。
伽师县英阿瓦提喀拉墩遗址（1）和该县城东南32.5公里处（2）、阿图什市阿扎克乡库木萨克村
东南6公里处（3）、巴楚县恰尔巴格尔乡阿曼托合拉村北约10公里处（4）、恰尔巴格尔乡七里达合村东北约13公里处（5），及该县的来历塔合阿勒代遗址附近（6）、罗布淖尔北岸（7）等等。其中沙雅县英业古城东北的羊达克沁、阿克沁、满玛克沁、黑太沁、于什格提等古城一带发现的（黑太也拉克）汉代人工渠长100多公里，宽约6米（8）。罗布淖尔北岸直通于河的古渠道宽丈余、高约二尺（9）。于田县喀拉墩古城南北两侧的汉代渠道“宽1米左右，它们似乎构成了一个网状结构——即并行的若干主渠道与分流的密集的支渠相连，纵横成网，排列有序”（10）。米兰农场以东7、8公里处发现的汉唐时期灌溉渠道系统。“由一条总干渠，七条支渠和许多斗渠、毛渠所组成，呈一扇形由南向北展开，所灌范围东西约6公里，南北约5公里。总干渠高大、笔直、整齐，长约8公里，宽约10—20米（包括堤宽），高约10米左右。其上端开口于古米兰河河东支故道，渠首已被今米兰河冲毁，下端接支渠。七条支渠屈曲蜿蜒，各宽约3—5米，高约2—4米，其长度自西向东分别约为3、4、4.5、5、5和4.5公里。除西面第一支渠外，其余几条支渠均在总干渠末端集中分水。每条支渠上都有许多斗渠，每条斗渠上又有毛渠。斗渠多系双向开口，即在支渠的两侧相对开设斗渠。总干渠和所有支渠都是建在地形较高的位置上，所以整个扇形地面没有不能上水的。”（11）
我国西域属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绿州农业是西域农业的一大特点。从当今情况来看，3%的绿州上，集中了西域90%以上的人口，主要绿州分布在哈密、疏勒、阿克苏、莎车、和田、库车、塔城、博乐、焉耆等地。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汉唐时期西域各农业“城郭”国，都十分重视水资源的的管理、分配和利用。在当地政府的主持下，有一套严格的灌溉管理制度。1979年吐鲁番出土的一件《北凉缘禾十年高昌郡功曹白请改动行水官牒》文书和《吐鲁
番出土文书》第一册中收录的《建初二年功曹书佐谦、奏为以散翟定□□补西部平水事》文书，说明十六国时期高昌郡的水利灌溉由“功曹”主管。“行水官”掌握具体分配民田灌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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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新疆文物》1993年3期23页。
（3）《新疆文物》1995年3期9页。
（4）（5）《新疆文物》1993年3期41页。
（6）《新疆文物》1993年3期40页。
（7）《考古与文物》1984年6期93页。
（8）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25页。
（9）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第111—112页。
（10）伊弟利斯·阿不都热苏勒、张玉贵：《1993年以来新疆克里雅河流域考古述略》、《西域研究》 1997年3期40—42页。
（11）陈戈：《米兰古灌溉渠道及其相关的一些问题》、《楼兰文化研究论集》穆舜英、张平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253页。
水，“平水官”负责水利建设和具体办理长年的水利事务。行水官是临时的、季节性的。条任和改动行水官，任命平水官却是由功曹具体办理的。军屯用水也要通过功曹（1）。种种迹象表明，西域在汉唐时期的屯垦过程中其水利事业的发展是空前的。
水利事业的蓬勃发展，为西域农垦种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栽培水稻创造了必备的条件。那么汉唐时期西域的屯垦区内是否栽培过水稻呢？从历年来西域的考古发现，尤其是从考古发掘出土的汉文书、亻去 卢文书、回鹘文书等资料来看，尽管不同语种文书中都有记录西域当时农田灌溉的资料，但多见灌溉小麦、粟、糜、黍、麻、葡萄、果蔬，唯不见浇灌水稻的记录。这是不是意味着当年西域屯垦区内就不曾栽培过水稻呢？对此，笔者是这样认为的：既然唐王朝“上地五十亩，瘠地二十亩，稻田八十亩，则给牛一”有如此之规定。唐时西域屯垦区内水利灌溉又如此之普遍，想必定有水稻栽培也是合乎情理的。这样看来，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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