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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契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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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1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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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的高利贷(公廨钱)，月利为40％—70％，相当于年利480—840％，法定私高利贷月利40—60％，而现存文契竟达100％。[24]“五十之奉，七分多利，一年所输四千二百。”[25]相差甚距．这是不同的社会经济运行机制对借贷关系的影响。
汉代为维护低息借贷，对子钱家征税。《汉书·王子侯表》云：“旁光侯殷……坐贷子钱家不占租，取息过律，会赦，免。”国家对借贷者施加压力，即使身为贵族也不例外．既不能取息太高，又要交利息税，保证借贷资本转化为经营资本，以确保汉代商品经济的活跃和繁荣。汉成帝时一度下令“禁绝息贷”，致使”建始、河平之际，许班之贵，倾动前朝……至为人起责，分利受谢。”[12]师古注曰：“吾富贾有钱，假托其名，代之为主，放与它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或受报谢．别取财物。”子钱家竟委托他人出资低息贷款，与他人分利受谢。这显然是国家对借贷关系干预所致。
汉代把契约关系纳入国家的行政管理和司法管理的范围，维护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正常秩序。随着交换关系由直接的物物交换转向以货币为媒介的间接交换方式，交易风险也随之增大。在信用制度不发达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防止交易中的欺诈、投机现象，增强交易的安全性，保障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利益，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汉代国家对契约中的价格、利率的规定，对打击投机行为，遏制交易中的欺诈现象，以及及时受理契约纠纷案件，整顿市场经济秩序，都是十分有益的。
总之，契约并非是汉代社会所特有，但却是汉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它作为经济发展、制度建设和社会交往的产物．从成立到履行、终止，一直发挥着极强的法律效应，并涉足各个领域，延及各个阶层，成为联结汉代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必要方式，成为汉代社会关系的重要信物．是汉代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对它的探求，将有助于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向支撑汉代社会的芸芸众生，有助于对汉代社会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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