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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型募兵试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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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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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兵效”，肯于效力，有勇敢精神。钱文子《补汉兵志》说：“武帝之后有选募，有罪徒。其选募曰勇敢、曰奔命、曰伉健、曰豪吏、曰应募。”也概括性地谈到这方面的内容。由此表明，汉代选募的条件殊多，可能是根据不同场合、任务及战术要求，各有侧重，只是尚未形成全国性的统一标准规定而已。
宋代以后的募兵，它既受到汉制影响，但又有新的发展。当时对被募者提出了更为明确而统一的体格标准，且一以身材高矮作为招募的主要依据。武艺方面则提出“驰跃”、“瞻视”等。所以，同是以体格、武艺为招募条件，然在具体要求上，前后似非完全一样，而是“同”中有“异”。
应募为兵者，享有一定的“赏赐”或“赐钱”，这是汉代募兵的又一重要特点。史实告诉我们，汉代的征兵带有无偿性，编户农民服役是法律规定的应尽义务，不得向国家索取任何代价或报酬。但“应募士”却有不同，他们从军，一般皆有劳赏。这方面，史籍留下的记载殊多：
[东汉初期刘秀对李忠说]：今吾兵已成矣，将军可归救老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属者，赐钱千万，来从我取……[5]
[明帝永平元年]募士戍陇右，赐钱人三万。[6]
[顺帝建康初年]广陵张婴等聚众起义，汉廷广开赏募，钱、邑各有差。[7]
招募兵员，明立赏格，对应募者的“赐钱”、“赏赐”等，一以功劳之高下为差，表明应募为兵，并非纯属“义务”。他们除生活费用由官府廪给或就地筹措之外，[8]还可得到一定的“赏赐”。甚至立功之后，还可取得某种政治经济上的权利。[9]当然，这种“赏赐”或“赐钱”，和宋代按年、月付钱雇佣募兵是不尽相同的。在《后汉书·度尚传》、《应劭传》等材料中，凡言及募兵时，往往提到“明设购赏”，或“多其牢赏”，这亦表明汉代的“赏赐”、或“赐钱”，非同后世的“雇值”有全国统一的固定标准。当时大概“应募士”的功效不同，官府对其“赐钱”的数量不一。
据《后汉书·度尚传》：桓帝延熹五年(162年)，官府募兵镇压长沙、零陵人民起义，当时豫章艾县六百余人前来“应募”。后因“不得赏值，怨恚，遂反”。表明当官府招募兵士，若违背募约不付赏值时，是要遭到应募士反对的。当然，东汉末年，在“牢直不毕，廪赐断绝”[10]的情况下，将帅“放兵掠夺”的事亦为常有。
再一重要特点，就是汉代募兵一般以地域宗族为单位，不少募士往往来自宗族乡里，并由宗亲、乡耆主领应募。众知，西汉的征兵，通常由官府主管部门负责征发；然募兵却除主要由官府负责经办招募者外，由宗亲、乡耆为首领号召本地“宗人”、“种人”应募的情况也为不少。此以东汉最为突出。例如：
[章帝建初元年]哀牢王类牢与守令忿争，遂杀守令而反叛……肃宗募发越 、益州、永昌夷汉九千人讨之。明年春，邪龙县昆明夷卤承等应募，率种人与郡兵击类牢於博南，大破斩之。[11]
[顺帝建康二年汉廷博求将帅，]广开赏募，……下邳人谢安应募，率其宗亲设伏击(徐)风，斩之。[12]
[灵帝中平元年]黄巾军张角起于魏郡，汉廷讨之，(朱) 表请(孙)坚为佐军司马，乡里少年随在下鄢者愿从。坚又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馀人，与 并力奋击。[13]
此外，东汉末季的泰山冠族鲍信，自何进当政后，以骑都尉名义还泰山募兵。当他率领募兵到洛阳时，何进已死，他又还泰山再次募集了步兵二万，骑兵七百，增加了讨伐董卓的盟军。[14]王匡也是泰山人，情况和鲍信略同。[15]鲍信、王匡都是冠族大姓、乡里宗族的头目；同时又都曾在本乡募兵，统领过一方面的武装。
这些主领“种人”、“宗亲”应募的冠族、乡耆，若有功劳，在政治经济待遇上，比一般的应募士为高。他们不仅能得到更多的财物，还可以享受“封侯”、“赐邑”的优待。如前面提到的昆明夷卤承，汉廷对他“赐帛万匹，封为破虏邑侯”。[16]主领“宗亲”应募的下邳人谢安，封为“平乡侯，邑三千户”。[17]这都是例证。
需要指出的是，汉代招募过程中的这种家族和地区观念，在魏晋以后的世兵制中仍然很浓，且以新的形式在军队中得到强化，形成了宗族兵、家族兵。因此，当时家兵、部曲的力量比较强大，割据势力往往依靠它们雄踞一方。史实证明，在中国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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