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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型募兵试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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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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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骑射”，而又熟习胡人性能者招募为兵。这样既充实了军队数量，又有助于提高军队的战斗能力。《汉书·昭帝纪》始元元年条应劭在注释“募兵”时说：“旧时皆有材官、骑士以赴急难，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讨之，故权选(招募)精勇。”其说当是。
再从战略战术来考察，汉初以来，对“蛮夷”、“北胡”所采取的对策主要是防守。如筑长城，修关塞，设烽燧，严刁斗。同时，在汉、匈对阵的几十年中，汉军方面参战的主要是车战、步兵，匈奴则主要是骑射。由于双方参加作战的兵种的性能不同，双方战略战术殊异，故战场上的主动权，往往掌握在匈奴手里。
汉武帝即位后，在文、景二帝为他积蓄了雄厚国力和繁殖了大量马匹的基础上，对边防的指导思想，开始了由过去的专守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其具体对策：一是大规模地建设和运用骑兵。二是创立和运用新的战术。如主要采用快速机动、猛打穷追，连续突击，千里迂回，两翼包围，远程奔袭等，以适应战略进攻的需要。三是更新与制造精良的武器装备。《汉官仪》中讲到的“五兵”，有“弓弩、戟、楯、刀剑，甲铠”等，这些兵器中以劲弩、长戟最为重要。汉法规定；“弩十石以上不得出关。”可见这种兵器是比较精良的。
由于武器不断更新和战略战术的发展变化，这也要求必须选练士卒，加强训练。因为光靠征兵制下的内郡壮丁“一岁而更”，难于熟习骑马和操弩的技术，只有招募精强的士兵，且经过较长时间的严格训练，才能担当起作战的任务。到了东汉，随着更戍役制的松弛，则不仅大量动用募兵出击征伐，就是屯戍边境的军队也多用募兵。[3]国家有事多赖募兵，募兵愈多便征兵愈衰。所谓“募士多，而郡国之兵坏矣”，当是这一情况的简要概括。
征兵渐衰、募兵日盛的根本原因是当时社会经济的主要方向，即土地占有形态的变化发展。
兵源的征求是根植在土地所有制上面的，集兵方式的变化与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西汉前期，土地问题不那么紧张，史称“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余”。[4]故文、景之时，自耕农较多，兵源充足，征兵制也易于实行。[5]但自西汉中期后，特别是到了东汉，封建土地私有制急速发展，中原内腹地区土地兼并激烈进行。所以，师丹的“限田令”，王莽的“王田制”，刘秀的“度田令”，虽然接连提出，但最后均以失败而告终。
豪强地主在当时不仅占有大量土地，广建封建田庄，役使数千家贫民；而且他们“作营堑”，“建坞壁”，制造“兵弩器械”，拥有大批的私家武装。如西汉后期的“清河大姓赵纲，遂于县界起坞壁，缮甲兵”。[6]樊宏“与宗族亲属作营堑自守，老弱归之者千余家”。[7]“兵弩器械，赀至百万”。[8]王莽末年，第五伦“依险固筑营壁”。[9]冯鲂“求宾客，招豪杰，作营堑，以待所归”。[10]坞壁中的武装人员，一般由豪强地主的依附农民组成，时称“宗族”、“宗人”或“宾客”。
这些豪强大姓不仅和中央王朝争土地，争劳力，还由于他们势力强大，就是散落在郡国的材官、骑士等，也往往被他们所利用和操纵。如翟义借“都试”之日起兵反莽，隗嚣乘都试之机劫持刘玄，刘秀等人的起兵，也曾有过这一举动，只是因计谋泄露，才提前起事。所以，何焯认为，建武七年(31年)罢轻车、材官、骑士、楼船之诏，“盖恐州郡各有兵众，复将因以为资”，[11]不无道理。它确有出于控制豪强异己势力，消弭反侧的意图。
由此看来，东汉兵制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土地兼并加剧，造成征兵的基础日益破坏；同时也是由此引起的中央王朝与地方豪强矛盾尖锐的产物。
土地兼并的另一结果，就是使相当多的农民排斥于生产领域之外，客观上为封建政权的募兵来源提供了条件。土地兼并之后，大批农民失去土地，他们的去向不外乎这样几条：
一是破产“流亡”。如武帝后期，“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民数者四十万”。[12]成帝时“饥馑仍臻，流散冗食， 死道路，以百万数”。[13]东汉中叶，“青、徐之人，流亡万数”。[14]东汉后期，“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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