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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型募兵试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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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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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口，冀州尤甚”。[15]流民问题，实质上是土地问题，他们同土地结合是农民，若同土地分离则成为流民。因丧失土地而流亡者，自西汉武帝开始到东汉末季，一直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二是沦为“奴婢”和“徒附”。两汉时期，归豪强地主役使的奴婢、徒附不少。武帝时通过“告缗”，“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16]成帝时“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多畜奴婢”。[17]东汉光武帝虽然多次免奴为良，但到后来仍然“奴婢千群，徒附万计”。[18]徒附即客、佣一类的身份，有似封建地主的“私属”或“附
庸”，当时豪强地主除了用奴婢耕作外，更多地使用客、佣。所谓“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多规良田，役使贫民”，都是富人假予贫民以田而役使之的一般性记录。徒附的身份，虽略高于奴婢，但其社会地位仍很低下。
三是成为城市中的无业游民。《潜夫论·浮侈》说：“今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脱离土地后的农民，一旦流入城市之后，有的投靠富商豪民，寄命衣食，而绝大多数则是“虚伪游手”，“浮食”于市。
社会上这些流民、奴婢、徒附和“浮食”等破产农民的大量存在，给封建统治秩序带来了不安定的因素。编户的脱籍，不仅直接影响到国家的赋税来源、财政收入，而且使兵役失去合理摊派的对象，导致征兵制度难以维持。然另一方面，它却给募兵提供了条件。若将当时社会上大量存在的流民、徒附等招募为兵，则一可减轻社会压力，由“不安定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二可弥补由征兵制衰败而造成的兵源不足。这对封建政权来说，仍为有利。至于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他们为了“生计”，也只好“应募”为兵。东汉后期，关中诸将及四川的刘璋，就是招募流民为兵的。[19]封建政权出于统治需要“悬赏招募”；破产农民迫于生计纷纷“应募”，这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和土地私有制发展、阶级结构的变化等紧密相关。
最后还要指出一点，就是募兵要有一定的商品货币经济为条件，汉代募兵的推行与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关。
过去对商品经济问题，史家看法不甚一致。有人只强调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这固然是重要的)，但往往忽略甚至不承认有封建商品经济的存在。其实，封建地主制经济并不完全排斥商品经济，它们之间当有本质的联系。
在汉代，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这种和地主制经济基本相适应的商品经济已有相当的演进。尽管封建政权采取“抑商”政策，然而从一些材料来看，西汉的商品货币经济已达相当水平。不仅手工业、农业中存在商品生产，商业形态多样，商业资本雄厚；而且铜钱作为通货被大量铸造，在流通领域被广泛使用。政府的赋税以征收货币为主，相当一部分必需品有赖于市场交换。同时，借贷日渐增多，城市日趋发展。围绕着城市的商业活动，集市贸易坐列贩卖，转运贸易，独具特色。史实证明，当时的商品货币经济，已成为封建经济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自然经济的重要补充。
随着封建商品经济的相应发展，这不可避免地将使一部分农民的人身束缚趋向松弛。兼并加剧、“买卖由己”、土地的商品化，劳动力也成为一种重要的“商品”，农民既可以为人“佣耕”，也可以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将自己投入市场，其中介是钱。而反映在力役上，就是由强行征发，逐渐演变为以“钱”代“役”，或以“钱”募“役”，货币成为重要的中介作用，当时更赋的出现与此相关，募兵的推行与商品货币经济更是密不可分。反过来，若不存在商品经济，没有货币的中介作用，募兵也就失去了条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代型的募兵，似是当时封建生产关系中的雇佣劳动的一种移植，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募兵制得以推行的一个重要因素。
上述简要分析表明，汉代募兵的推广，在当时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它既是封建兵制自身发展内在规律所提出的要求，更是土地私有制深化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如果说汉代的募兵尚未形成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兵制，那么，自唐宋以后，封建的募兵制便逐渐代替了征兵制。究其根因，主要在于那时地主土地私有制膨胀和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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