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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市场的开放和统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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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2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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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广汉……南贾滇、僰僮。”对此，师古注曰：“言滇、僰之地，多出僮隶也。”当时卓氏、程郑的大量家僮，有一部分似是买自西南的滇僮或僰僮。北方乌桓、鲜卑与汉人通市，有时也是奴隶、牛马等来交换汉的缣帛[23]。因而有“胡奴”、“鲜卑”之谓。由此观之，《汉书·食货志》引王莽之言曰：其时“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欄（栏）。”确非戏言。这些由奴婢之市所购进的奴隶，豪富之家或统治者，通常用之于生产或非生产领域，增加了中原内腹之地的劳动力。
在与边境诸族的边市贸易中，大凡商品进出的原则，皆以汉王朝的政治、经济利益为标准。当时规定何种商品禁止出关，何种商品可以进关，是为了有利于统制对周边各族的贸易。从而实现“异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民用给矣”[24]。
[1]《汉书》卷95《西南夷两粤列传》。
[2]《后汉书》卷89《南匈奴列传》。
[3]《三国志》卷15《魏书·梁习传》注引《魏略》。
[4]《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
[5]《后汉书》志第28《百官五》注。
[6]《资治通鉴》卷212《唐纪》。张泽咸：《唐朝与边境诸族的互市贸易》（《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一文，可供参考，以利汉唐关市贸易之比较。
[7]《后汉书》卷96《西域传》。
[8]《三国志》卷15《魏书·梁习传》。
[9] 薛英群：《汉代的符与传》一文中指出：“符与传的实质性区别在于：符的使用对象和范围只限于与军事有关的人和事，而传则用于无军籍的吏和民”。（《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其说可从，商旅、行人进出关时，须以传为据，方可放行。有人统谓当时以“凭符传出入关市”。其说非是。
[10]《汉书》卷4《文帝纪》。
[11]《汉书》卷5《景帝纪》及应劭注。
[12]《史记》卷110《匈奴列传》注引《集解》《汉书音义》。
[13]《后汉书》卷48《应劭传》。
[14]《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
[15]《汉书》卷49《晁错传》。
[16]《汉书》卷7《昭帝纪》注引应劭、孟康曰。
[17]《后汉书》卷24《马援传》。
[18] 程树德：《九朝律考》卷1《汉律考五》。
[19]《史记》卷18《高祖功臣年表》、《汉书》卷16《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20]《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
[21]《三国志》卷30《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
[22]《汉书》卷95《西南夷两粤传》。
[23]《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后汉书》卷48《应劭传》。
[24]《盐铁论·力耕篇》。 （三）边市的特点和实际效用
《汉书·地理志》载：至西汉末年，全国总计领“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在这疆域辽阔的统一多民族的国度内，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社会经济发展的层次和水平极不平衡。仅就市场形态而言，边境地区的民族市场与中原内腹之地的市场相比，存在明显差别；汉与边境诸族的边市贸易也有其鲜明的特点。
边境市场的商贸活动时有间断，受边境政局干扰严重是其显著的特点之一。
两汉时期，民族关系的发展总趋势是好的。周边各族与汉朝之间经济、政治往来日渐频繁。但由于种种原因，或汉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或边境“蛮夷猾夏”，也使民族矛盾、民族冲突时有发生，从而严重干扰着边市贸易的正常发展。
考诸史册，汉王朝对少数民族剥削、压迫而影响边市贸易者有之。如东汉政权对羌人的奴役、剥削，“故致反叛”，当时“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所徭役，积以悉怨”[1]。汉统治者为了平定羌人的反抗，接连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致使汉、羌贸易中断几十年之久。至于少数民族统治者对边境侵扰、掠夺，而破坏边市贸易的事例更为常有。其中最突出的是匈奴，它反复无常，“背义绝约”。例如：文帝后元四年（公元前160年）“复与汉和亲”。然第二年，即后元五年（公元前159年），匈奴便“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事隔三年之后，于景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56年）匈奴又与汉恢复“通市”。俟后不久，匈奴又接连不断侵犯中原，杀掠吏民，掠夺边郡财产。事见元光年（公元前129年）冬，匈奴侵犯上谷郡，杀掠吏民；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秋，匈奴分兵三路，突破长城关塞，大举入犯，略边民二千余人；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春，匈奴左贤王部进犯上谷、渔阳，掳掠千余人及牲畜而去；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四年（公元前125年），匈奴率领大量骑兵攻入代郡、雁门、定襄、上郡等地，“杀略”数千人。元狩三年（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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