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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市场的开放和统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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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2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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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20年）匈奴发数万骑，分别从右北平、定襄两郡进犯，杀略千余人[2]。为解除匈奴对汉政权及中原人民的威胁，汉武帝赫然命将，举兵大规模地给予反击。对其进行了河南之战、漠南之战、河西之战、漠北之战、关山之战，等等。在这连年战争的情况下，北境边市自然难以顺利开展。直至昭、宣期间，匈奴势力衰落，呼韩邪单于归汉，才“罢关徼之儆”，又复“通货市买”[3]。东汉和帝时期，北匈奴被汉军击溃后，鲜卑势力日趋强大。这个民族也是时服时叛。它对汉朝虽然有过“遗使奉献”，表示“愿得归化”[4]，也通过“胡市”[5]。但这种局面维系时间不长，便迅速中止了。据载：自永元九年（公元47年）至延光三年（公元124年）的78年中，鲜卑侵犯边境的次数达13次之多，侵犯地区由辽东渐次扩展到右北平、渔阳、代郡、上谷、辽西、雁门、定襄、五原等郡，其所到之处，“杀长吏”、“寇百姓”、“烧官寺”，使边境吏民无复宁日，“常为州郡所畏”，而不敢与之“交市”[6]。所有这些说明，两汉四百余年中，边市贸易时断时续，发展极不顺利，这主要是由于汉朝与边境各族，尤其是匈奴、西羌、鲜卑之间没有形成长期稳定的局面所致。
再一特点是，边境市场的商贸活动，往往伴随着和亲、给遗而相辅运行。
如前所说，汉王朝为处理好与边境诸族的关系，换取边境的相对安宁。当时将“和亲”作为国策，而且继之以边市、给遗等羁縻措施。“和亲”始于汉初，其时因无力抗御匈奴犯边，采用娄敬的建议：遣“適公主妻单于，厚奉遗之”，“约为昆弟”。认为：以公主为单于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冒顿在，固为子壻；死，外孙为单于。岂曾闻外孙敢于大父亢礼哉？可毋战以渐臣也”[7]。这时虽然只言及“和亲”，未谈“关市”。但从景帝开始，便通常将“和亲”、“关市”、“给遗”等联在一起了。例如：
景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56），汉“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8]
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9]
到了东汉，一些少数民族首领，若欲与汉通边市，也是先迄求和亲、诣阙。例如：
光武帝建武二十八（公元52年），北匈奴“数乞和亲，又远驱牛马与汉合市”。[10]
明帝永平六年（公元63年），“会北单于欲合市，遣使求和亲，显宗冀其交通，不复为寇，乃许之”。[11]
在和亲、通边市的过程中，随着少数民族的“来朝”、“进献”，汉廷对其赏赐或给遗也是大量的。如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给遗匈奴“岁给蘖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12]。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赐衣被七十七袋，锦绣绮縠八千匹，絮六千斤”[13]，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南单于遗子入侍，奉奏诣阙”，诏赐“黄金、锦绣、缯帛万匹，絮万斤”，“又转河东米糒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以赡给之”[14]。这种朝贡、给遗是以物易物的一种贸易形式，带有浓郁的政治意味。
汉朝与边境民族和亲、给遗的出发点，主要是为了争取和平环境，所谓“以安边民”、“世世平乐”[15]。同时，也是为了巩固汉政权，扩大影响，赢得周边民族的拥护，是一种政治行为。边市贸易也然，我们对之不能仅仅理解为单纯的商业往来，它同样既有经济效用，也有政治意义。
那么，对两汉王朝与边境诸族的边市贸易应作何等评价？其效用如何？这是有待研究的一个问题。
但必须看到：每当边市贸易运作之时，边境地区经济活跃，商品交流量扩大，乃是事实。表现在：道路上的“贾车”往来频繁。如《居延汉简》记有：“日食时贾车出，日东中时囗过”(甲附14B)。顺帝阳嘉四年（公元135年）冬，乌桓侵扰云中，一次即“遮截道上商贾牛车千余两（辆）”[16]。可见商车数量之众。同时，北境关塞上的商贾也来自各地。据《敦煌汉简》载：有“远客”。（2348A），“东方来客”（2215），“车师人”（88），“囗知何国胡”(198)等等，这些在河西地区活动的“客”，大都与通边市有关。商胡贩客，来到边塞关市贸易者，不绝于时。特别是河西姑臧的商贸集市尤为繁荣。史称：那里“通货羌、胡，市日四合，” [17]即是例证。
通过边境市场的商业贸易，促进了汉朝与边境诸族的经济交流。当时汉朝在边市、给遗中输出的物资主要是各种生产工具、衣服、食物，尤以丝织品最为大宗。如今西北边境出土了不少丝绸遗物。例如：罗布淖尔出土了“登高明堂四海锦”。民丰出土“延年益寿宜子孙锦”，尼雅出土了“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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