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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流民问题初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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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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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M〕．）。西汉元帝时候应曾说：“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注：汉书·匈奴传，卷94〔M〕．）。东汉末年，并州汉族吏民亦有亡叛入匈奴部落者；金城百姓遭韩遂之乱，“死丧流亡，或窜戎狄”。时中原避地辽东者甚多，鲜卑轲能“部落近塞，自袁绍据河北，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注：三国志·魏志·鲜卑传，卷30〔M〕．）。曹魏初立时，“边民流散山泽，又亡叛在鲜卑中者，处有千数”（注：三国志·魏志·牵招传，卷26〔M〕．）。在灾害、战乱和暴政等特殊情况下，边地及少数民族居住区，也曾是流民流移选择的“乐土”。
四是入城市。城市乃四方辐辏、经济发达之区，对流民自然具有吸引力。王莽之时，长安城中发生饥馑，市买官王业对王莽说：“皆流民也”（注：汉书·王莽传，卷99〔M〕．）。可见流民涌入都城，本欲摆脱困境，但仍难逃饥寒之苦。
五是沦为官私奴婢。两汉社会有大量奴婢存在。汉武帝时，“府库空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注：（西汉）桓宽．盐铁论·复古〔M〕．）；而豪强大家冶铁煮盐，则“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为之。元帝时，“民众久困，连年流离，……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注：汉书·贾捐之传，卷64〔M〕．）。王莽天凤六年，有边民流入内郡而“为人奴婢者”。地皇二年秋，关东大饥，“民犯铸钱，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以十万数。”东汉安帝永初五年，陇右百姓“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注：后汉书·西羌传，卷117〔M〕．）。梁冀曾“或去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人，名曰‘自卖人’”。以上史料中所谓的民、庶人、良人，相当部分应是失去家园生计，在饥寒交迫中沦落挣扎的流民。
六是被收为兵。东汉末年战乱之际，南阳、三辅百姓数万户流入益州，被刘焉“悉收为兵”，名曰“东州兵”（注：后汉书·刘焉传，卷105〔M〕．）。时关中亦有流民十余万户“流入荆州”。后关中稍安，大多返回故乡，因“无以自业”，被曹操所属“诸将各竞招怀，以为部曲”（注：三国志·魏志·卫凯传，卷21〔M〕．）。当时军阀林立，竞相招兵自重，不少流民遂被各路军阀收罗入军。
七是入居山林，相聚自保或参加农民起义。流民为摆脱封建剥削而有逃入山林者，为求安全，他们往往相聚自保。如武帝统治后期，流民四集，不少人“依山之险以自固”。但为统治者所不容，只好相聚反抗，揭竿起义，“阻山攻城”。王莽始建国三年，“民弃城郭流亡为盗贼，并州，平（幽）州尤盛”；天凤六年，“青、徐民多弃乡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壮者入贼中”。至于绿林、赤眉起义，前者初为荆州流民群，后者则是山东琅邪一带的流民。东汉中后期数以百计的小股农民起义，多为流民之举，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也是以流民为基础而组织和发动的，司徒杨赐为分化镇压起义军，曾主张“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注：后汉书·杨震传附杨赐传，卷84〔M〕．）。流亡相聚的流民，饱受剥削和流离之苦，走投无路，聚众反抗和参加、发动农民起义，是其必然之举。 三、两汉流民问题的社会影响
两汉社会流民问题的发生和发展，始终同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民族问题密切相关，产生种种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影响。这其中既有积极因素，也有消极后果。
在传统农业社会，人口是最主要的劳动力。人口的多寡往往同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步。两汉流民迁居和入籍新地，无疑增加了边地与江南的人口和劳动力，推动了当地生产技术的提高，对巩固疆土，开发边地、江南，发展经济功不可没。塞上河南地、新秦中的开发，河西四郡的设置与屯田，还有魏晋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都同两汉时期流民的入居是分不开的。两汉关东发达之区“青、徐、兖、冀，人稠土狭，不足相供”的问题已较严重，西汉前期就曾有募民就“宽地”之举。内地流民入边，对缓解关东人口压力，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改变“诸夏有十亩共桑之迫，远州有旷野不发之田”的不平衡状态，发挥了良好作用。
人不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两汉流民入居边地，与匈奴、鲜卑、氐羌等兄弟民族共同生产、开发边地，这不仅有利于各民族间增进了解，和睦相处，推动民族融合，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文化交流和技术的传播。汉魏之际，在鲜卑轲能部，有“中国人多亡叛归之，教作兵器铠楯颇学文字。故其勤御部众，拟则中国”（注：三国志·魏志·鲜卑传，卷30〔M〕．）。这种文化交流和传播，促进了古代中华文化的整合与扩散，也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进化与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两汉社会，流民出于求生的本能和对阶级压迫的反抗，他们的聚众自保或小股暴动，往往是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前奏，故流民潮和农民起义在两汉社会总是相伴存在。所以，两汉流民又是农民起义和反抗封建专制统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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