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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流民问题初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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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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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主力军。正是由于以流民为基本力量的农民起义，直接威胁着封建王朝的统治，致使两汉统治者不得不高度重视流民问题，也迫使统治者不断反思、审视和调整其统治政策与治国之道，寻找流民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有人指出：“民非利避上公之事而乐流亡也。往者军阵数起，用度不足，以訾征赋，常取给见民，田家又被其劳，故不齐出于南亩。大抵逋流（负）皆在大家”（注：三国志·吴志·骆统传，卷57〔M〕．）。一些有识之士也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和作用：“夫国之有民，犹水之有舟，停则以安，扰则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胜，是以圣王重焉，祸福由之，故与民消息，观时制政”（注：（西汉）桓宽．盐铁论·未通〔M〕．）。面对流民如涌，有人警告统治者这无异于是“日撞亡秦之钟”，有“亡叛”之形，“土崩”之兆，“此社稷之忧也”。所以，当社会矛盾加剧，流民多发之时，统治者也能采取整饬吏治、轻徭薄赋、赐民田爵、开仓赈贷、疏散安置流民、恢复生产等措施，调整统治政策，以期化解危机，恢复封建统治秩序，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流民安置，恢复生产和稳定社会。因而，流民反抗封建暴政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社会文明和历史进步。
当我们充分肯定流民活动在历史上具有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必须深刻地认识到流民问题在两汉社会的消极影响，也是一个不容回避和无法否认的客观存在。首先，社会的剧烈动荡。在两汉小农经济占主体的传统农业社会，较为封闭的社会环境同安土重迁、固守家园的社会生存方式相联系。风调雨顺、安居乐业乃广大农民基本的生存需要。流民及流民问题的产生，便是生存危机和社会环境失衡的直接反映。流民失去田产家园流向四方，其流出、活动、安置和重新入籍的复杂运动过程，充满着人地矛盾、人口变动、社会秩序混乱、流民与土著纠纷、民族杂处、民俗习尚摩擦、社会保障与救济危机等各种挑战，引起社会一系列连锁震荡，流亡、遣返、暴乱抢劫、疾疫死亡、杀戮镇压、起义反抗起伏不居、循环不已，导致社会关系失衡，阶级矛盾激化，使两汉政权陷入激烈动荡和严重危机之中，造成社会动乱和经济的大倒退。如汉末黄巾军大起义、军阀混战，前后持续数十年，造成中原一带“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数百里中无烟火”的惨景。
其次，人民生命和财产的严重浩劫。不难看出，两汉流民的产生和流民问题的形成，虽肇端于天灾，实生成于人祸。包括流民在内的广大农民，不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而且农民个人本身即是主要的生产力资源和宝贵财富。战乱、灾害、疾疫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这其中的大部分便是失去家园，没有生存保障的流民。为避灾求生而流亡的流民，不少人由此走上一条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生死未卜的不归路。西汉初年，两汉之际和东汉末年人口的大量减少和社会的极度困乏凋敝，无不是人民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的直接结果。
再次，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战乱、灾害和暴政等一旦引发流民大量流亡，则不仅造成受灾之地人口减少甚至空白，而且导致当地“庐落丘墟，田畴芜秽”；而流民迁入之地，又遇到人口、耕地、资源和生存的空前压力，使迁入地局部社会原有的运行机制失衡。这往往给流民流出和流入之地都带来消极影响，产生新的社会矛盾，出现社会经济失衡衰退和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后果。流民的大量死亡和人口减少，则是社会生产力严重削弱的直接表现；由流民潮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震荡，给波及之地的社会和经济同样带来明显影响和巨大压力。因而，流民和流民问题的产生、存在和持续，是社会生产力遭到破坏的标志和反映，而由流民问题引发的连锁震荡，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生产力破坏的程度和涉及范围，导致经济发展迟缓甚至严重倒退，国力下降乃至社会崩溃。
流民及流民问题的产生，既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深刻矛盾的综合反映与结果，同时，流民问题和流民潮也严重地反作用于整个社会。流民问题的存在和变化过程，无论对流民自身还是两汉社会都产生了代价沉重、巨大而持久的惨痛影响，构成两汉时代社会矛盾的一个主要方面。流民问题的状况与走势，关乎两汉社会的动荡与稳定，兴盛和衰败，也是衡量社会生产力水平、人地矛盾、阶级关系状况和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晴雨表上一页 [1] [2] [3]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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