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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流民问题初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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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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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际，自王莽天凤元年（公元14年）始，先后有北方边地、并、平（幽）、青、徐诸州及陇右安定、北地、上郡等地出现流民；地皇三年（公元22年）关东流民一次入关就有数十万人（注：汉书·王莽传，卷99〔M〕．）。绿林、赤眉起义则是流民问题最为突出的反映。第四阶段东汉中后期，自和帝至灵帝（公元89～188年）近百年间，多有流民问题出现。仅桓帝永兴元年冀州等地三十二郡国就有流民“数十万户”（注：后汉书·桓帝纪，卷7〔M〕．）。长期的间歇性流民问题日趋恶化，最后酿成波及甚广的黄巾军大起义。第五阶段汉魏之际（公元189～220年），是两汉时期流民最多，社会极端动荡的时期。如初平元年（公元190年），青、徐二州“士庶避黄巾之难”，归幽州刘虞者竟达“百万余口”（注：后汉书·刘虞传，卷103〔M〕．）；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曹操欲徙淮南民，“而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注：三国志·魏志·蒋济传，卷14〔M〕．）；十八年，曹操“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注：三国志·吴志·孙权传，卷47〔M〕．），估计此时流民总数当有几百万之众。
纵观两汉流民问题的发生和发展，具有五大特点：第一，规模巨大，人数动辄在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第二，流民发生的地域相对集中。关东和关中即黄河中下游地区，也是流民问题极为突出的地区。西汉关东之冀、青、幽、徐、并诸州和胶东、齐楚等地，东汉之司隶、并、冀、兖、青、徐、荆各州和河东、太原、巨鹿、定襄、云中、五原、朔方等地，都是流民多发地区，尤以冀、青二州为甚。关中是仅次于关东的流民多发区，两汉之际，更始、赤眉据长安，“焚烧长安、残害百姓，民人流亡，百无一在”（注：三国志·魏志·董卓传，卷6〔M〕．）。东汉安帝、灵帝和献帝时，关中均有流民出现。仅献帝时关中民“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注：三国志·魏志·卫凯传，卷21〔M〕．），亦有流入益州者数万家；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亡者数万家”（注：三国志·魏志·张鲁传，卷8〔M〕．）。第三，持续时间长。在两汉四百多年间，流民问题持续的时间累计超过200年，若要考虑消除流民问题所费时间，则历时更长。流民问题呈间歇性持续存在和不断恶化状态，在地域上此伏彼起，时间上连绵不断，程度愈演愈烈，且不以政权的更迭而消弥。第四，流民迁移方向呈放射状。在关东、关中流民主发区，流民的迁徙方向大致呈放射状向四周扩散。关东流民一是南下江淮或江南，二是西入关中，三是北上幽、代、辽东。关中流民则主要从子午谷、武关南下汉中、益州和荆州，其次也有东入关东，北上壶关，西入河西者。在地域上关东是流民的输出区；关中则既是输入又是输出区；江淮、幽代、辽东、荆蜀、河西等地则以输入为主。第五，流民成份渐趋复杂。如王莽末年大量以流民为主的起义军中，混入了不少豪族贵吏和皇室后裔；至于东汉中后期特别是汉魏之际军阀混战时期，流民队伍中更有士民部曲、宗族豪右介入。如东汉末年，河内人杨俊逃往山间，即率宗族同乡“百余家”（注：三国志·魏志·杨俊传，卷23〔M〕．）；华歆广收流民，“四方贤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皆出其下，人人望风”（注：三国志·魏志·华歆传，卷13〔M〕．）；张昭亦组织“避乱扬土”之“徐方士民”“皆南渡江”
二、两汉的流民安置政策与流民去向
在整个两汉时期，除了统治末期局面失控之外，一旦有流民问题出现，政府都曾采取措施解决和安置流民，但因社会背景、时间、地域及程度的不同，其政策也多有变化，效果也不尽一致。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限制、镇压和遣返。汉武帝元狩年间，关东流民四散不止，乃作“流民法”，以禁止流民离散，并限制官吏的“重赋”（注：汉书·万石君奋传附子庆传，卷46〔M〕．），但收效不大，以致各地流民相聚起义。遂又遣使者“衣锈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然犹不能禁。于是又作“沉命法”，以督责官吏严禁流民出现和相聚反抗。结果事与愿违，“小吏畏诛，虽有盗，弗敢发，……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避文法”（注：汉书·酷吏列传·咸宣传，卷90〔M〕．）。再如王莽天凤元年“禁吏民敢挟边民者弃市”。两汉政府严格限制或镇压流民，其意在于迫其不要离开故土或重新返回故土，因而，对流民回归家乡则积极鼓励支持。西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下诏：“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注：汉书·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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