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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异同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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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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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累世不识兵革”，不无夸张地描绘了当时仓廪富实、国泰民安的盛世之象。长期承平，使小农经济取得长足发展，与之相应，国家控制的在籍小农数量，也在汉唐盛世分别接近或达到两朝高峰（注：汉武帝时无户口总数，至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有户1223万余，口5959万余，见《汉书》卷28下《地理志》。唐在籍户口数，以天宝十四载（755年）为最高，凡户891万余，口5291万余，见《通典》卷7《食货）。）。在籍编户是国家的赋役承担者，其数量的增长意味着国家财力的增长。
正是凭借着开国以来长期积累的雄厚国力，汉唐成为中国疆域扩大的两个重要时期，也是境内各民族间接触和交往空前发展，中国多民族国家壮大、发展的两个重要时期。
在汉唐前期的北边，分别存在着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匈奴和突厥，双方关系的发展亦颇有相似之处：“汉、唐之初，兵革才定，未暇治边圉，则屈意以讲和。承平之后，我力有余，而外侮不已，则以兵治之，（汉）孝武之于匈奴，（唐）太宗之于突厥颉利是也。”[3](p.9957)汉初因匈奴强盛，囿于国力，不得已与之和亲，至汉武帝主动出击，将匈奴驱逐至漠北以远，张骞“凿空”的西域，终于与内地联为一体。武帝还出兵西南夷和东北、东南各民族地区，开广三边，设置郡县。唐初东突厥强盛，一度兵抵渭北，威胁长安，唐高祖甚至准备迁都山南以避其锋。[4](p.29)至太宗朝遂发兵反击，灭东突厥，高宗时继续对周边各族主动用兵，当玄宗开天极盛之时，疆域“东至安东府（治今辽宁义县东），西至安西府（治今新疆库车），南至日南郡（治今越南清化北），北至单于府（治今内蒙呼和浩特），南北如前汉之盛，东则不及，西则过之”。[4](p.1393)而六都护府所辖羁縻州之所及，更远至今伊朗、俄罗斯境。汉唐全盛时的疆域，奠定了中国版图的基础，赵宋时疆域渐蹙，而言及中国故境，时人仍“以汉唐为正”。[3](p.10750)
汉唐帝国作为当时东方的“超级大国”，其实力足以与欧亚大陆西端的强大帝国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相抗衡，在经济文化的发达程度上亦未尝稍逊。汉唐又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国力参与境外角逐，争夺亚洲霸权，当汉唐盛时，她们作为东亚宗主国的地位不容置疑，隋唐两朝先后倾国力东征高丽，即缘于此。
中国传统文化在处理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关系时既重夷夏之防，又有以德怀远的传统，而夷夏之别又“重在文化而不在种族”（注：《论语·季氏》：“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第172页；同书《子路》：“近者悦，远者来。”第139页。杨伯峻《论语译注》本，中华书局1980年。夷夏之别重文化而不重种族，陈寅恪先生有精辟论述，请参拙撰《内藤湖南和陈寅恪的“六朝隋唐论”试析》，《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当汉唐全盛之时，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威慑力和足够的文明吸引力：在民族政策上和亲与征战并重，悦近而来远，故汉臣有“汉与匈奴合为一家”，[5](p.3801)“诸侯宾服，威振四夷，……天下平均，合为一家”之言，[6](p.3206)唐帝有“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之语；[7](p.6247)在国际交流上则因充满自信而视野广博、胸襟开阔，既大胆开放、积极输出，又勇于引进、广泛吸纳，中外的使节，商队，复有传法的僧侣，更仆往来于海陆交通线上，络绎不绝。汉武帝时丝织品及铜镜、玉器等手工业品的西输，西域乐舞以及苜蓿、葡萄、乌孙天马、大宛汗血马等动植物的东传，以及唐代国际化程度之高，因各种目的来唐并长期居住的异族异国人数量之多，均为众所周知的史实。
第三，汉唐的典章制度沿革、国势盛衰替变及其原因，也有诸多相似之处。汉唐的政治制度，随着两朝历史的发展，很多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中有不少相似的变化。
汉代的三公制，因武帝时建立中朝，削弱相权，至东汉时“虽置三公，事归台阁”，[8](p.1657)三公制破坏。唐初的三省制，军国大事由三省长官合议于政事堂，其后尚书省长官须加同中书门下三品称号才是真宰相。至玄宗时将政事堂改名中书门下，他官加同平章事之衔参政，三省长官渐次被排除于宰相之列，三省制名存实亡。
又如兵制，西汉推行郡县普遍征兵制，包括戍守宫城的南军，均征自郡国定期番替的卫士。武帝为加强中央军力，创建八校尉，为中央常备军，士兵多来自招募，其后募兵制逐渐发展，至东汉明帝永平元年（58年）七月，“募士卒戍陇右，赐钱人三万”，[8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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