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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异同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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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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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秦隋都是经过长期分裂之后（假设西周亦为统一王朝）而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帝国，它们的出现顺应了分久必合、走向统一的历史大趋势。既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就不会因秦隋的夭折而消失，历史总是顽强地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汉唐的出现适逢其会，它们代表着相同的历史趋势，负载着相似的历史任务。
秦隋开国皇帝都是顺应历史发展、大刀阔斧改革的一代英主，“（秦）始皇并吞六国，（隋）高祖统一九州”，建立了强盛的统一帝国，但他们在选择接班人上均出现重大失误（秦不立长子扶苏、隋废太子杨勇），以致两朝都出现了历史上堪称典型的亡国之主（秦二世、隋炀帝）及其残暴统治，导致诸多特征相同的农民大起义，使新生的统一王朝二世而亡。[2]社会经济亦濒于崩溃：《汉书·食货志》载西汉初：“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无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隋书·杨玄感传》载隋末：“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
吸取秦隋覆车之鉴，同为汉唐开国君臣最为关注的课题。刘邦曾请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唐太宗要求侍臣“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自称“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所谓“前王之得失”，也主要指隋亡教训（注：《史记》卷97《陆贾传》，第2699页，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册府元龟》卷554《国史部·恩奖》，第6657页，中华书局1960年；吴兢《贞观政要》卷1《政体》，第21页，卷8《务农》，第279页，岳麓书社1996年。）。在记载太宗与侍臣论政的《贞观政要》以及当时成书的官修《隋书》中，“亡隋之辙、殷鉴不远”，是一以贯之的主题。
魏徵曾在《隋书》卷70末“史臣曰”中，指出“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按秦隋之亡，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过役民力，急政峻刑。因此汉唐之初，都相应推行了轻徭薄赋、简政缓刑、与民休息的清静无为政策。两朝建立不久，汉约二十余年，唐仅十余年，即分别出现彪炳史册的“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有关这两个治世的研究极多，无庸赘述，这里只指出一点，若就人口繁庶、经济军事实力强弱而言，两个治世都远没有恢复到此前的秦朝和隋朝，它们为后世所津津乐道者，即在于一反秦末、隋末之暴政，政治清明，社会稳定，慎用民力，农民负担稍轻，生产生活条件有所改善，“无饥寒之弊”而已（注：关于社会稳定：《汉书》卷4《文帝纪》末“赞曰”：“（孝文）专务以德化民……断狱数百，几致刑措”。《贞观政要》卷1《政体》：“商野旅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关于慎用民力，经济回升：《汉书》卷23《刑罚志》：“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贞观政要》卷8《务农》、卷6《俭约》载，唐太宗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必夺农时，“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于是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锈，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
第二，凭借前期“治世”的基础，汉唐中期分别出现了汉武帝盛世和唐玄宗开元盛世，无论文治还是武功，二者都臻于汉唐极盛，并堪称中国历史上盛世的典范。两个盛世在诸多方面表现出相似的特征，进一步显示了汉唐历史发展中的相似性。
汉唐盛世都以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综合国力明显上升著称。《史记》卷30《平准书》称汉武盛世：“至今上（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开元盛世则如杜甫《忆昔》所颂：“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平准书》所谓数十年“国家无事”，以及《资治通鉴》卷217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条载安禄山起兵南下前，“海内久承平，百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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