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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异同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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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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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并云集聚居的世界帝国，不仅在于她的开放性，更在于她所具有的文明的优越性，这才是魅力所在：物质生活条件的丰饶，制度文化的先进，思想与宗教哲理的深邃与新颖，艺术的创造性，以及潮流、时尚的领先性（包括时装和发型的前卫），另外还有外国人在唐生活的自由、发展及其保障。所有这些，都是汉朝无法比拟的。
汉唐都是经济发展、繁荣富庶的统一王朝。我们注意到汉唐盛时虽然都是帑藏丰实，但充斥汉武太仓的是“陈陈相因”的粟，玄宗开元时的公私仓廪却是“稻米流脂粟流白”，汉唐首都的粮食供应都要依赖漕运，但汉代主要仰赖关东即黄河中下游，唐代特别是中后期主要仰赖东南八道即长江中下游，表明汉唐财政所凭借的经济区域发生了重大变化，即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相应的经济重心的移动。这就“使隋唐封建经济得到比两汉增加一倍的来源”，“使隋唐文化得到比两汉提高一层的凭借”，故而隋唐的繁荣和强盛程度远迈两汉（注：如主西周封建说的范文澜《中国通史》，即特别强调汉唐在经济文化发展方面的重大变化，见《中国通史》第2册第568页，第681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5版；第3册第111页，第424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版。）。
汉唐社会经济及其运行亦存在重大差异。汉唐时作为国家赋役基本对象的在籍小农数量都有逃籍的趋向，在汉表现为大量的流民，在唐表现为浮逃客户的增多，但小农脱籍后的去向、身份及生存环境，汉唐国家的相应对策及结果，却颇异其趣。这些问题，古史分期大讨论时为焦点所聚，故略而不论。又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程度唐不如汉，其发展的过程亦有差异，汉代商品货币经济最盛的时期当其治世和盛世，唐代却是进入中叶乱世以后（注：对此秦晖先生已有出色分析。参见秦晖《汉唐商品经济比较研究》，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2期。）。
汉唐历史的差异性，有时是发展程度的差异，这样的差异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连续性。如汉唐间长江流域的经济开发，后汉时已有长足进展，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由于北方人民的大量南迁和六朝立国，进展更为显著，逮至安史之乱爆发，北方人民再次大规模南迁，推动南方经济突飞猛进，加之黄河流域迭遭战祸，此时的长江流域几乎独力担当了李唐王朝的财赋供应。长江流域在建都北方的统一王朝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这是第一次，因而给人的感觉不免突然。实际上南北经济地位在汉唐的彼升此降，或者说汉唐间经济重心的南移，乃是南方经济由汉到唐长期的连续的渐进的结果。又如汉唐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占据优越地位的门阀士族阶层，经历了形成、发展及衰亡的全过程，与之相应，是选举制度由察举制、九品中正制而科举制的演变过程。若以汉代的地方大姓与唐代的门阀士族相比，以汉代的察举与唐代的科举相比，二者间的差异是明显的，甚至是本质的，实际上二者间又是一个连续的合乎历史逻辑的发展过程（注：请参考徐连达、楼劲《汉唐科举异同论》，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三、汉唐异同与朝代循环
中国历史上王朝的兴衰更迭、治乱往复、分合循环，从孟子所谓“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滕文公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公孙丑下），到通俗小说《三国演义》开篇所谓“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已成为一种历史常识。《史记·高祖本纪》末关于“（夏殷周）三王之道（忠、敬、文）若循环，周而复始”的论述，以及在古代文献中常被论及的“五德”、“三统”诸说，表明历史循环现象早已引起古代史学家的注意，并力图作出理论说明。近代中外学者对此问题亦有关注，且常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性、长期性问题联系在一起。杨联昇先生曾谈到，西方学者论中国史，常用“朝代循环”(Dynastic Cycle)一词，他们认为中国以往缺少进步、进化观念，常有今不如古之说，于是就助长了朝代循环的观念。美国学者费正清等所著《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第4章列有“王朝的循环”一节，探讨了中国人的朝代循环观念的表现及意义，认为这种观念“也存在某些积极的因素”。田昌五新著《中国历史体系新论》，认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大体上存在三次以土地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大循环，这种周期性的循环，体现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重复性”，因而“这三次大循环运动表明了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规律”（注：杨联昇《国史诸朝兴覆刍论》附录《朝代间的比赛》，载《国史探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近人探讨中国古代治乱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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