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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异同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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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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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99)被认为标志着汉代募兵制全面取代了征兵制。唐前期行府兵制，府兵征自民间，分番宿卫京师，防守镇戍，或奉命出征，发生战争时往往征发兵士征行或远镇，称为兵募。府兵和兵募的集兵方式都属于征兵制。及至玄宗时开始招募南衙宿卫及长征健儿，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诏令招募兵防健儿，募兵制遂最终取代了征兵制。[9](pp.405-428)
汉唐鼎盛时大规模的开边拓疆，或以重兵屯边保卫国土，都必须维持一支数量足够的常备军。而帝国辽阔的疆域和漫长的边境线，则在战略上必须要求屯集重兵于要害之地，建立防守反击均机动有力的边防体系，这就决定了庞大的军费开支和高额的统治成本不可避免，从而形成巨大的财政压力。史载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文景以来的公私积蓄用光、“府库并尽”、“县官大空”，“大司农陈臧钱经用，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以致“天下虚耗，人复相食”，[5](pp.1136-1162)“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5](p.2197)当此之际，为了缓解财政危机，于是“兴利之臣自此而始”。汉武帝不惜打破商人不得任官的旧规，任用大商人东郭咸阳、桑弘羊等主持财政事务，[5](pp.1157-1164)通过他们相继采取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统一铸币，以及重征商贾财产税（告缗）等重大措施，以缓解财政危机。玄宗时代集兵方式上的变征为募，边境节镇系统的形成，导致“边缘数十州戍重兵，营田及地租不足以供军”。[10](p.1373)“自开元中及于天宝，开拓边境，多立功勋，每岁军用日增”。[11](p.110)“开元初每岁边费约用钱二百万贯，开元末已至一千万贯，天宝末更加四五百万矣”。[11](p.3780)当时玄宗“慨然有制御夷狄之心”，而苦于“国用不足”，于是有宇文融等“揣摩上旨”，“欲竭人（民）财乘主之欲，殚天下之力以供国”，[12](p.3907)于是“财利之说兴，聚敛之臣进”。[10](p.1342)《旧唐书》卷105字文融、韦坚诸人列传，就是这批“聚敛之臣”的合传。本于《礼记·大学》“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的传统，唐人柳芳、李德裕各撰有《食货论》一篇，[12](pp.3907-3908)对桑弘羊、宇文融辈大加讥刺。
唐代开边拓疆及在要害缘边之地设立军事重镇，更严重的后果是造成内轻外重，节帅最高地方长官化，“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10](p.1328)最终酿成安史之乱，形成藩镇割据局面，所谓“边兵弱则夷狄为患，畿兵弱则边兵为患，推唐弊源，只缘开边太广，……（安）禄山反以边兵制变，则吐蕃、回纥乘间而人”。[1](p.1172)此弊不独唐代，汉代亦然。汉代地方行政制度为郡县两级，郡以仰达君相，县以俯亲民事，郡统地不广，而权力极重，故汉武帝时又在郡之上设立了一级监察区——州，长官为州刺史，直接对中央负责，带有钦差性质，事权仅限于监察，监察的事项也有具体规定，所谓六条问事，且无固定治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州刺史对地方权力的浸夺以至凌驾，至迟在东汉后期，州已由中央派出之监察机构演变为最高一级地方机构，刺史（或称州牧）则成为最高一级地方长官，东汉末年割据一方者大都起自州刺史。推翻唐朝的后梁开国皇帝朱温，以及五代十国其他开国君主，大抵起于节度使。
汉唐各立国数百年，同样经过了多次重大变乱的考验，汉有武帝末年各种矛盾激化的危机，以及王莽之变、绿林赤眉起事，唐有武周之变，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与之相应则有所谓昭宣中兴、光武中兴，中宗反正、宪宗中兴，统一帝国才得以继续延存下来。
二、汉唐历史的差异性和连续性
吕思勉先生在《隋唐五代史》“总论”中指出：“论史者率以汉唐并称，其实非也。隋唐五代，与后汉至南北朝极相似，其于先汉，则了无似处。”本文上节所论汉唐历史发展的相似性，主要是就西汉与唐前期相比较而言，唯比较汉唐衰亡的相似性时，才涉及到后汉与唐后期，显然与吕先生的立论不合。然则上文所论若非全无根据，吕先生所谓“隋唐五代与后汉至南北朝极相似”，可能进一步加强了本文上节的论点。
吕先生所论有如下理据。其一是就民族关系而言：“后汉则南单于、乌丸、鲜卑、氐、羌，纷纷入居塞内或附塞之地，卒成五胡乱华之祸。而唐代亦然，沙陀入居中原，犹晋世之胡、羯也。蕃、浑、党项纷纭西北，卒自立为西夏，犹晋世之氐、羌也。而契丹雄据东北，与北宋相终始，亦与晋、南北朝之拓跋魏极相似。”其二是就政权分合而言：“（后）汉有黄巾之起，而州郡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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