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只好告贷富室之门，甘心忍受高利贷的重剥。唐时的利率一向很重，官方限制年率就达50％，乡村富饶之家，乘人急切，更是征重利，勒索农民。如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借米谷以维持生活，归还时却需要还钱，因农民手中无现钱，就必须贱价卖谷，但农村市场一定是操纵在少数地主、商人也就是债主之手，他们不免要上下物价。如果农民到时还不上借债，也就免不了剔屋卖田、卖妻鬻子，以致家道悉破，流散四方了。而乡村小民中，尤以婚丧为大事，以丧葬来说，唐流行厚葬，为此“生业以之皆空”，“人户贫破，抑此之由”。（注：《唐会要》卷三八《葬》长庆三年十二月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奏。）除此之外，农民家中当然同样还有送往迎来、立庄修舍等，在衣食尚无着落的情况下，这些支出费用更无处可出了。所以，破产流亡的威胁经常使他们喘不过气来。

　　为对付这种恶劣的生活环境，民间的互助性结社显示出其积极作用。从投社状中就可看到这一点，入社人一般都称自己“生居末代，长值贫门”，（注：以下未标明注释的敦煌文书皆引自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右厶乙，贫门贱品”等，以示其经济上不能自立，欲从社邑中获取经济资助，改善生活的动机。而社的活动也正体现到这一点，在当时厚葬之风盛行下，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根本无力承担这笔开销，而社邑正好把它吸收为自己的功能，在敦煌出土的社文书中，也多见这方面的资料。又如社司可帮助农民合力对付官府的赋税征收，“科税之艰，并须齐赴”等。总之，社作为一个民间的互助组织，确实为农民的生活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第二，唐朝中后期，战乱频起，社会从稳定转入动荡，残破家庭不断增多，也使社的作用在乡村中凸现出来。自安史之乱始，战乱迭起，动荡不安，它一方面不断加重着农民的负担，另一方面又直接摧残着本就十分弱小的农民家庭。如杜甫《兵车行》所咏：“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白头还戍边……君不见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耕，禾生垅亩无东西。”又如《无家别》云：“寂寞天宝后，圆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孤妻。”

　　根据敦煌遗书中的籍帐资料，也能看到在急剧变动的社会环境中的家庭的残化。如大历四年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注：“悬泉”、“宜禾”皆为地名）。手实（注：政府对户口、土地占有情况的登录）中的王山子（注：“王三子”为人名）一家，原有夫妻二人，子女六人，共八口，到大历四年却全家灭绝，这很可能是战乱造成的，它从侧面反映出社会的动荡不安。同时，因其他家庭成员的早逝，幸存者也是过着孤独压抑的生活，有的由于双亲早逝，小孩得不到抚养，很早就夭折了。如宜禾里手实中的索游仙，早失双亲，手实云：“户主索游仙年九岁，小男。注云：‘乾元二年籍，后死。’”有的则过早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如都乡里手实中载：“户主徐庭芝载一十七岁，小男。注云：代姊承户。”老弱残疾者则由于子女早殇而得不到赡养，只好凄凉地度过风烛残年。如都乡里籍中的刘感德，年高84岁，却是鳏夫一人，只好孤独地聊度余生。家庭的残破化使这部分农民更为迫切地要寻求依托。民间私社在为农民家庭提供一定的经济保障的同时，还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感情交流的场所，承担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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