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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代乡村社会中的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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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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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也足以度过难关。敦煌文书中的“纳赠历”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斯一八四五号祝定德阿婆身故纳赠历，用粟六石，饼一千枚，付色物四十五段。斯四四七二号背张友子新妇身故聚赠历，见付凶家饼八百四十枚，粟三石四斗，油三十合，柴三十三束。社邑能在短短时间内纳聚这么多财物，为社人们在遇到各种灾难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保证，特别是在朝廷经济政策不可依赖时，它对保障农民的生活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社与乡里的关系
唐代乡村中的社尽管是民间组织，但它不可能超脱特定的社会条件。它虽然不是官方乡里组织体系中的一部分，但又与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简言之，一方面，乡里政权离不开社，另一方面，社也需要乡政权的支持，二者相辅相成。
从经济上来说，社是作为经济互助组织出现，其活动也主要表现为经济职能。如前所述，它帮助社人解决婚丧大事，共同面对官府的税收，共同抵御天灾人祸，而社条也把经济互助作为一种社邑应尽的义务，由此以互助形式联络了同一地域乡村贫民的感情，养成乡里互助之风，从而给乡村社会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同时，社的这种经济互助活动也是对朝廷救济政策的一种补充，它安抚无力交纳国家税收而逃亡的小农，起到维护传统小农经济的作用。
社司在进行经济互助的同时，还经营着一种宗法职能，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纳入社约，使社的活动无时无刻不贯穿着忠孝、尊卑的封建礼法观念。以帮助社人营葬来说，这是社司中的大事，但其出发点却是以孝为先，强调一个“孝”字，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敬祖尽孝。它要求社人须识大敬小，互相尊敬，目的是为“家家不失于尊卑，坊巷礼传于孝宜”，它还要求社人在入社后必须遵守社的章程、宗旨等等。从这些内容来看，这无非是将所在社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凭借训导社内成员，使之相传。这虽属社内部的行动，但实际上却产生了外在的强化封建礼教的作用，在某些地方，社甚至直接为乡里政府所用，成为统治者在思想、经济、政治上控制农民的辅助手段。大谷2838号长安三年前后敦煌县牒称：“（前缺）乡，耕耘最少，此由社官村正不存务农。即欲加决，正属农非，各决二十。敦煌、平康、龙勒、慈惠四乡，兼及神沙，营功稍少符令节级科决，各量决十下。洪池乡州符虽无科责，检料过非有功，各决五下。”（下略）（注：《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唐耕耦、陆宏基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从文书内容看，社官负有乡里委派督促农桑之责，因他不存务农而与村正一起受到乡司处罚。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从社的活动来看，社也离不开乡里政权。社的有些活动单凭社自身的力量无法开展，它需要乡里政权或乡绅的支持才能顺利举行各种活动，才能顺利发展。在敦煌社文书中，常可以见到官僚、军将、地主等人的入社，而且他们在入社后地位往往很高，提任社长、社官等，全权负责社的活动，在行文放帖时，他们的名字也列于普通百姓之前。如文书斯三五四○号，十四人发心修窟一所，“众内请乡官李延会为录事，放帖行文，以为纲首；押牙阎愿成为虞侯，司监察之职。”这一方面是因为乡里政权离不开社，所以大力支持，另一方面主要是因为社司恐怕社内有事，众人意见不一时，请出官府的人可以调解纠纷，统一行动，并可趁此扩大自己本社的影响。再以敦煌的渠社为例，为协调近百条水渠上百姓的用水，必然要请官府出面解决，而且为完成渠河修治等工作，也要由当地的乡里政权予以指派分工，监督指导，以保证百姓的引水溉田，而这些只靠渠社自己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虽然乡里政权与社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但二者总矛盾。社邑建立的初衷并非要与官方发生联系，社有自己的宗旨职能，但在封建君主专制下，社的存在应以对封建统治不构成威胁为前提，这就需要对社加以制约、规范，使之不伤王道，所以乡里政权尽力要把社纳入自己控制的轨道下，从不同形式上对其加以干预，如前面提到的不少官衙中人入社，他们必然会在其他社众在言语及行为上违背善风良俗时，采取行动，及时予以纠正与处罚，以使社向着有利于封建统治的方向发展。从敦煌社文书中，也能看到社在许多方面受到当地官僚、地主乃至寺院的控制后，不得不承受各种变相的赋敛和力役，这其中又以寺院的剥削为最甚。一些以经济和生活互助活动为主的私社，在被寺院控制后，帮助寺院举行燃灯、供佛、营窟、造像、设斋等活动，一切费用、物资、劳力、土地均由社人负担，成为寺院经济与劳动力的重要来源。有的成为定期的苛敛，如社邑至少一年要帮寺院设三大斋，按常规每次每人出粟一斗，*[饣+卢]饼一双，三次就需粮三斗，*[饣+卢]饼三双，再加上一年中的六次小斋会，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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