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其重要的功能，即感情功能，这对于残破家庭尤为重要。唐代，几乎所有的社条中都有这样的规定：“况一家之内，各各惣是弟兄，便合识大敬小，互相口重”，“大者同父母之情，长时供奉。少者一如赤子，必不改张”，在投社状中称自己“右清清不幸薄福，父母并亡”，“鸳鸯失伴，一只孤飞”等也反映了这一情况。以女人社为例，究其女人社成立的原因，很有可能会与家庭的残破有关。敦煌籍帐中有许多妇女“代夫承户”或“代翁承户”的记载，如大历四年宜禾里手实中的张可曾就代兄承户，手实云：“户主张可曾年二十四岁，中女。注云：代兄承户。”宋二娘则代婿承户，手实云：“户主宋二娘年七十二岁，寡。注：代婿承户。”及前引杜甫诗中“纵有健妇把锄耕”，这主要是由于家中壮年男子死于战乱，而长辈或病或老，无力管理家庭，所以只好让妇女出面。另外，还有一些家庭中无男子，如刚刚提到的张可曾，只有母女二人相依为命，还有都乡里籍中的令狐仙尚一户，仅姐妹二人。他们在经济上一般不能自立，在感情残破的家庭中，也往往得不到感情上的交流，因此他们通过结成女人社，既取得经济上的保障，也能获得“大者若姐，小者若妹”的感情。斯五二七号女人社社条这样规定：“夫邑仪者，父母生其身，朋友长其值，遇危则相扶，难则相救，与朋友交，言如信，结交朋友，世语相续。大者若姊，小者若妹，让语先登，立条件与后。”
第三，社邑义聚对义仓的替代使社的凝聚力大大加强。
水旱凶灾是在所难免的。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历代王朝大多奉行一种赈济政策，隋时即设立义仓，唐代加以延续，其用途《新唐书·食货志》载：“岁不登，则以赈民；或贷为种子，则至秋而偿。”唐太宗当时也一再声称：“既为百姓，先作储贮。官为举掌，以备凶年，非朕所须，横生赋敛。”（注：《通典》卷十二《食货·轻重》。）至武则天统治前期，义仓也确实起到过民间备荒自救的作用。
玄宗开元年间，为解决边境及长安用粮，动用了义仓粮储，将义仓粟折变成糙米输京交纳，但此时还不是全部占用，还有部分用于赈贷。天宝年间，则将义仓粮和正租一样输入京，义仓税完全被政府占用，基本成为国家正式赋税的一部分。安史之乱后，义仓制度完全遭到破坏，只有个别的贤吏在地方上存抚赈救。
至宪宗元和元年重建义仓，决定“应天下州府，每年所税地子数内，宜十分取二分，均充常平仓及义仓”，（注：《册府元龟》卷五○二《邦计·常平》。）以在歉收之年粮价昂贵时，贱价贷给农民。但此时这种义仓完全成了官办的借贷机构，很少有无偿贷给的，失去了其救助灾荒的性质，而且义仓制从创立之日起，先须奏请中央，经调查批准后才可开赈，因此常常来不及救民于悬决，大大减少了救民的意义，所以义仓制从开始就名不副实，最后完全流于形式。
在这种情况下，社邑的义聚起到了义仓所无法起的作用。私社中所置义聚的用途之一就是在春季乏粮、秋季缺种时贷种子、粮食给社人，虽然也收取利息，但它能急社人之所需，并且社人最终归还的债务还是归入社司的义聚中，成为社人的公共财产，其中当然也有借贷者的一份。即使社人真无力偿还时，社司大概也不会象政府专管义仓的录事参军一样，“至当年秋熟时，专勾当据数追收。”（注：转引吴章铨《唐代农民问题研究》195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此外，在社人真遇有急难时，其他社人的临时捐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