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关于理论更新对于先秦史研究意义的思考 |
 |
时间：2009-7-24 13:53:54 来源：不详
|
|
|
盟主之位已历多年，积威由来已久。所以，这支联军虽然开至战场，而且有的部族军队还“歌舞以凌”（注：《华阳国志·巴志》言牧野之战前的巴师。），表现出旺盛的斗志，但在实际的战斗中能否同仇敌忾、齐心杀敌，特别是，倘若局势不利时能否坚持下去，作为反殷联军的主力和始做俑者的周人，其实是心中无底的。所以在誓师时才有“不过六步七步，乃止齐焉”的规定，以此作为一种约束，实际上是告诫那些心志不坚者必须与整支联军共进退，“谁都不准逃避退缩”；对不努力作战者将严惩不贷，“其予尔躬有戮”！从而提高这支由众多来源不同的部族所组成的联军的战斗力。
由此，便联想到人类历史上另外一段颇堪玩味和值得认真分析的历史：从牧野之战再过二十几个世纪以后，由成吉思汗统率的蒙古部族骑兵，以区区十几万的军队横扫了欧亚大陆，铁蹄到处所向披靡，被欧洲人惊恐地称之为“上帝的鞭子”。当代学者在解析这个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世界帝国”的成功奥秘时，发现作为蒙古汗国的基本军事组织单位的“千户制”，是建立在完全摧毁氏族部落制度的基础上的，“许多强大的部落和著名的氏族被分编在各个千户之中”，这些千户“是完全建立在非血缘关系上的，那里已经不见氏族制度的影子，氏族部落脐带已经完全斩断了”。[1](p412-413)这一改造，是成吉思汗超越既往一切游牧民族统治者的伟大创举。不过，已往的学者在分析这一现象时，大多是从它所具有的“打破旧的社会制度”的意义去理解和认识的，而忽视了其对于取得军事活动成功上的意义和作用。实际上，恰恰是由于这种打破了血缘纽带的军事组织既保持了游牧民族骁勇善战的本色，又去除了各部队之间只顾及本部族狭隘利益的弊病，蒙古骑兵才得以称雄天下，创造出了既往所有的游牧民族（包括那些军事力量在人数上远多于蒙古的游牧民族——例如“控弦三十万”的匈奴冒顿单于）从未创造过的奇迹。
这一成功的例子，从另一面反证了族邦结构社会的局限，也清晰地表明了突破这种局限所具有的重大历史意义。同时它还启示我们：一项伟大的改革，对于人类社会当时的发展乃至未来的命运，往往具有极其重要甚至是生死攸关的意义和作用。周初的改革对于中华民族的意义和作用是如此，成吉思汗的改革对于蒙古民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意义和作用也是如此。
由是，还促使我们进一步去思考：杰出的历史人物在人类历史上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去认识历史的发展规律与历史的创造者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人类社会来说，其历史发展的道路究竟是如已经走过的那样必然如此呢，还是可能存在多种选择？（注：关于历史规律以及与此相关的偶然性、必然性等问题，笔者多年前曾撰文论述，最近对此问题又有一些新的认识，容另文探讨。）
誓师于牧野的反殷联军，包括周人与西土的“友邦冢君”，以及庸、蜀、羌、ｍáｏ＠①、微、卢、彭、濮等部族邦国的军队，共有兵车4000乘，陈师于牧野。据《史记》记载，殷纣闻讯以后，发兵70万（前人或疑“七十”应为“十七”之误）迎战。双方于牧野大战，殷纣的军队很快就溃败了。《史记·周本纪》云：
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叛纣。
关于这一历史事件，我国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史学著作往往将之解释为众多的殷商奴隶于“阵前倒戈”，从而加速了殷纣的灭亡。这样的解释，实在是很难成立的。因为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其武装力量的主体是由既无人身自由又无任何权利的奴隶组成的。（注：例外的事实也许只有一例：秦二世时，反秦武装蜂起，屡败秦军，秦廷因精锐耗尽，于万般无奈之际，发“刑徒三十万”迎击，这是不得已的权变之策，不得以常例视之。）在早期国家时代尤其是如此（《左传》等文献记载的、个别充任杂役的贵族私奴由于阵前立功而获得自由的事件，与组成军队主体的成分完全是两回事）。当时的“战士”是一种非常荣耀的身份，只有自由民才能拥有。（注：罗马帝国后期，由于武力衰落，蛮族士兵组成了战场上前锋的主体，而由罗马士兵充当“第三列”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