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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理论更新对于先秦史研究意义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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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5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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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地理解孔子何以对周公旦有那样高的评价。他曾用“周公之才之美”[5]（《泰伯》）、“甚矣吾衰矣，吾久不复梦见周公”[5]（《述而》）这样高度推崇的话，来表达他对周公的景仰。
周公旦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具有极其伟大作用与深远影响的重要人物。武王时期戎马倥偬，万事草创，代殷之后不久武王便溘然长逝。所以，周初的所有重大变革与建设，实际上都是由周公旦完成的。周公旦所实行的第一件具有伟大意义的改革，便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其意义与作用已如前述。
周公用“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方法，将周人的统治扩展至极广大的地区。而他用以凝聚诸姬及姻亲诸侯使之尊奉周室的办法，便是以一整套体现宗法等级制度的礼仪规范来约束这些诸侯。这套等级制度的建立，就是后人所说的“制礼作乐”（注：周公“制礼作乐”之事，古籍多载，说见《左传》文公十八年、《礼记·明堂位》、《尚书大传》等书。）。
周公“制礼作乐”的内容，涵括极广，大至天子诸侯间以及其他各级贵族间的权利义务、礼仪规范、等级制度，小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包容在内。这些新建的礼乐制度，在周人原有礼俗制度及殷人旧礼的基础上充实完善、发展提高，使之成为细密而严谨、繁复而有序的一整套礼仪制度规范，从而使原本简陋不文、远逊于“有册有典”的殷文化的周文化，蒙上了厚重浓郁的、高度发达的文明色彩。由是，而使数百年后孔子由衷地发出了“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5]（《秦伯》）的赞美，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所谓“周监于二代”，是指周人吸取了夏商二代的经验和教训，而有所变革创新。这既包括“封建亲戚，以藩屏周”，也包括“制礼作乐”。（注：周人的文化水平本来远逊于“有册有典”的殷人，故周人本来一直是在向殷人学习，其改革也无疑是在殷人的基础上发展的。关于这一点，孔子显然十分清楚，所以他才有“周因于殷礼”的论述。）
同样，我们亦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何以“华夏”的观念与“华夷之辨”的意识在西周以后才得以出现。周初文献中出现的“有夏”、“区夏”，主要在于强调以周邦为首的诸侯在政治与军事上力量的强大（注：《尔雅·释诂》：“夏者，大也。”《方言》谓山、陕一带“凡物之壮大者谓之夏”，此一范围正是周人的活动区域。也有的学者认为，周人之所以自称夏，是因为他们本为夏族的一个分支。）；周系诸侯以“有夏”、“区夏”、“诸夏”自别于其他不属于其政治势力的部族邦国，形成一特殊的以周王室为尊的国家群体，这一国家群体在极广大的地域之内与众多的“戎狄蛮夷”杂厕而居。而当周人经过“制礼作乐”的文化改造之后，他们又以“诸华”自称，其意义则主要在于强调周王朝及周系诸侯相对于其他夷狄之邦的文化优势。故此一词汇的最初意义是政治的，其后则是文化的。
在“华夏”的概念出现以前，戎狄蛮夷之类的称呼本无任何贬义，不过是为区分族属来源的不同而已。夏代有以不同的“氏”所代表的不同族邦的区别，商代有以不同的“方”所体现的不同方国的区别；但无论夏代商代，均无所谓“华夏”与“夷狄”的区别。例如，商人并不自称华夏，卜辞中对土方之类敌对的方国也并无“夷狄”之类显示区别的名称。孟子所说的“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说明的是同样的状况。直至周初的大变革之后，“华夏”观念与“华夷之辨”思想方始出现（注：周人克殷及华夏观念形成以后，沿用商人旧习，仍以“方”为称呼华夏之外的诸国及部族的一种名称，《尚书·多方》中的“多方”及《诗经》中所谓“徐方来庭”之类即是。），它标志着超越部族意识的“大文化观念”的产生，“文化民族”亦在此基础之上超脱于“血缘民族”的藩篱而趋于实现。
后代有所谓殷尚质而周尚文的说法，殷周的文质之分，体现的恰恰是文化的高下之别。孔子赞美的“郁郁乎文哉”而欲“从之”的周，指的也就是这种文化上的高下之别。的确，从高度发达的周代礼乐文化的角度，去回视以质朴为特征的殷文化，确实是显得粗野而低下了。
周初的政治制度改革和周公的“制礼作乐”所创造出来的文化，显然已经远远高于和超出了任何一个部族所能够创造出的文化的水平，使中国历史从此走上了一条迥异于其前的族邦结构社会的崭新发展道路。它使生活于广大地域的人们开始突破狭小的血缘组织的桎梏，而形成了一种以语言文字、道德伦理和风俗习惯等文化认同为纽带的、强固紧密的精神凝聚力量，从而具有了不断向更高社会阶段发展的现实基础。它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使一个来源多样、由多个古老的“血缘民族”组成的政治共同体逐渐具有了共同的心理上与文化上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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