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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理论更新对于先秦史研究意义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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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5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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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科技、文化和人口较之夏代有了极大的进步与增长，便因而断言它一定会继续向前发展；正如事实证明我们不能因为古典时期的玛雅文明较之其前时期远为进步，便断言它必定会继续向前发展一样。何况无论就物质文化或精神文化的发展水平而言，周人的水平均远远低于殷人呢！
五
由此，我们还可以对于一些涉及整体历史认识的宏观理论问题，提出新的思考。
过于强调各国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共同性而忽视它们之间的差异，只注重国家和民族的共性而不注重它们各自所具有的不同特性，更不注重研究产生这些特性的原因——这样一种倾向，曾经是我国史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例如，关于人类历史发展是否存在一种共同的规律性和必然性的认识，很多老一代的史学工作者由于深受“五种社会形态”学说的影响和制约，曾经将之视为一种对所有地域的人类社会普遍适用的、依次演进而概莫能外的真理，从而不是从实际的研究结果，而是从先验的理论框架出发去认识中国历史。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自序”中所说“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的观点，以及由此而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进程所做的判断——“周代的社会历来以为是封建制度，然与社会进展的程序不合，因在氏族制崩溃以后，如无外来的影响，必尚有一个奴隶制度的阶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在过去，在我们的认识被局限于“中国不但必然而且应当和世界一样”的时候，我们得出这样的判断是十分自然的。只要简单地回顾一下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的历史，便不难发现：中国史学界在那个时代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证明中国和世界一样。
而在今天，当我们从世界历史的进程只能有一种模式、一个道路的理论束缚中摆脱出来以后，我们才发现：世界上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人类社会，不但其文明文化是千姿百态，其发展道路也的的确确是大不一样的。
从如何去证明和阐释“一样”，转变为如何去证明和阐释“不一样”，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进步。而对于研究中国历史的史学工作者来说，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恰恰是要说明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具有哪些自己的特点，以及何以会有这些特点？
例如，由中华民族及其先民所创造的中华文明，是我们这个地球上迄今为止所有由古代文明发展而来的现存文明之中，历史最为悠久和最具特色的文明。说她历史最为悠久，不但是因为她已经具有4000年以上的文明史，而且是因为她是现存惟一的历史从未中断、始终沿着自身固有的轨迹和脉络，由亘古发展到今天的文明。与中华文明有着同样悠久历史的其他世界性的古老文明，无不在近代工业文明远未到来之前便已归于消亡，只有中华文明，不但从未中断，而且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反而焕发出新的活力。何以如此？
又如，像中华民族这样，众多的民族以一个主体民族为核心而组成一个长期共存且日益发展壮大的多民族共同体，在绵延数千年的岁月里持续存在，并具有不断地向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趋势，这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其他任何民族共同体都没有在如此漫长的时段中呈现出这种现象。这说明中华民族的多民族共同体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一个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的，具备多重政治、经济、文化等内部联系机制的牢固的人类共同体，而不是像世界其他地域曾经出现过的、主要建立在武力征服与武力统治基础上的短暂的多民族政治共同体。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再如，中国的国家体制发展具有极其鲜明的特点，这是世所公认的。其发展的早熟性、体系的完备性、组织的周密性，以及从未中断而且不断向更高阶段深化的特点，久已为各国的史学家所重视。实际上，中国国家体制的这些鲜明特点不但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而且是中华文明得以始终延续的重要原因。这种成熟的国家体制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中国国家体制为什么能够从早期国家发展到成熟国家？中国国家体制在不同的时期各有哪些不同的特点？其渐进的演化进程各具何种意义？
中国的史学工作者应当而且必须能够回答这些问题。
笔者认为，要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些问题，都与我们在理论上应当如何认识先秦社会密不可分。因为，中华民族国家体制的发展，民族格局的形成，文化精神的确立，这三个方面最关键性的发展进步，都发生在先秦时期。更具体地讲，都与殷周之际的伟大变革息息相关。所以，在宏观的理论把握上对于先秦时代究竟如何去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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