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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理论更新对于先秦史研究意义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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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5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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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牢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由此而反观那些血缘上同出一源、本来似乎应当更加具有融合条件的九夷、九黎、三苗、诸羌之类，却全都因为无法打破族邦社会的桎梏而未能成长为统一的民族共同体，我们当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族邦结构对于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桎梏与局限。
同样，我们也就不能理解，本来属于同源血亲的日尔曼各部族和斯拉夫各部族，在他们征服了衰落的罗马帝国之后，何以并没有最终凝聚和形成统一的日尔曼国家和斯拉夫国家，反而却以部族为基础逐渐发展为多个新的民族国家。其原因即在于：低水平的部族文化很难创造出高凝聚力的文化民族共同体，一旦由于生存环境的差别经时间的推移而造成文化差异的越来越大，其原有的共同血缘纽带的作用便日益显得微不足道了。
相反，生存于广大地域的汉民族（其前身就是先秦时期的华夏族），尽管不同地方的汉人地域差距极其遥远，其体征、语音、方言乃至风俗习惯都有极大的差异（这是令许多西方人类学者极为惊诧的），但久已形成的、以高度发达和内涵极为丰富的汉文化的共同语言文字、生产经验、科技积累与文化精神（特别是作为其核心内容的“群体本位”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为基础的民族意识，却使生活于广阔地域的汉族人具有牢固的文化归属与心理认同感，和极其坚韧的民族凝聚力，从而保证了汉民族即使在极其衰微的时期也不曾解体和退回到族邦社会去，并因此而创造出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时段内始终作为中华民族的主干和核心而存在的历史。
四
周初的改革是否是必然的、一定会在殷周之际那个特定的时代发生的呢？从当时的实际状况去考察，我们显然得不出这样的结论。
周人于代殷之初，并无远至数千里之外大规模殖民之举。其最初所试图建立的，本来仅仅是仿效殷代政治模式的、以周为领袖国的方国联合体王朝。武王克商以后，“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并没有消灭殷国，只是令殷人作为邦国联合体之一员服从于周，正如周曾经长期作为邦国联合体之一员服从于商一样。倘若失败的殷人能够从此甘心屈居于从属的地位，那么周代未必不会像殷商一样，成为一个众多方国林立的时代；至少在周初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段内，像殷商那种“众邦林立”的状态，很可能会延续下去。
但是武庚的叛乱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周公东征胜利以后，出于巩固统治的考虑，对国家政治制度进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改革，实行“矢下宗周”的分封制度，改变了周初那种不平等方国联合体的政治格局，以武装殖民的方式在广阔的地域内建立起众多周系诸侯的强大据点，把周王朝改造成一个大规模的、宗法化的、以周王为宗主的同姓诸侯为主、异姓诸侯为辅的新型王朝。在这一改造过程中，周人原有的成熟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所具有的文化特性，与现实的迫切政治需要紧密地结合起来，以“长治久安”为目的，以分封制度为基石，创建了发达的、以礼乐制度为基本特征的农耕文明政治—社会结构。由此，而使中华民族古老先民的国家制度、民族格局乃至文化精神，都开始较前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和长足的发展，发生了具有极其深远影响与重要意义的伟大变化。
周初的变革之所以能够完成，其原因自然有多种。从主要的、关键性的原因来讲，周公这样一个人物的出现显然是至关重要的。而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任何一个历史人物的出现虽有其时代与社会的客观需要，亦有其十分侥幸的偶然性因素。我们过去往往过于强调了“时代需要”对于英雄人物出现的必然性，这实际上无异是以结果去解释原因，是历史研究中最实用也最简单的一种懒惰的方法。而当这种方法被冠之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神圣名义时，其影响就十分巨大而惊人了。然而，这种“发生即必然”的解释其实是很靠不住的，而且我认为它其实完全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倘若真是如此，我们就只有承认：玛雅文明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注定它必然是要夭折灭亡的。而小平同志就不会说“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不知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多久”这样的话了。极而言之，人类也就不必再做任何主观努力，只要等待“必然”的到来就行了。
南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以及其他一些地域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告诉我们：优越的自然环境，相当高度的科技与文明积累，都并不能导致人类社会一定要向更高阶段不断发展的必然结论。生活于任何一个地域的人类社会，倘若不能突破族邦结构的局限和桎梏，那么即使已经具有了相当发达的文明成果，其前途依然是吉凶未卜：它有可能继续向前发展，也有可能因为某种原因而急剧倒退，甚至使原有的所有成就荡然无存。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商代的经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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