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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理论更新对于先秦史研究意义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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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5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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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史学领域内一些理论更新显著的断代研究，先秦史研究这种理论上的滞后已经十分明显。例如，我们在近年来的明清史研究中，便看到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新的理论认识，这些新的理论认识已经占据明清史研究的主导地位，过去那种陈旧模式的束缚几乎已经看不见了。
至于与其他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进步相比，先秦史研究乃至整个历史研究的理论落后就更加明显了。例如，哲学界的研究目前已经提出关于破除“单线性神话、客观性神话、内在逻辑神话”的问题，正对传统的观念与思维定势产生新的冲击，也使古老的哲学迎来了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契机。
那么，同样甚至更加古老的史学呢？我们是否也有可能破除那些影响我们数十年之久的、诸如历史发展的共同性、规律性、必然性之类的神话？
三
周初的改革，使中国历史从此走上了一条迥异于其前的族邦结构社会的崭新发展道路。它使生活于广大地域的人们开始突破狭小的血缘组织的桎梏，而形成了一种以语言文字、道德伦理和风俗习惯等文化认同为纽带的、强固紧密的精神凝聚力量，从而具有了不断向更高社会阶段发展的现实基础。
倘若从理论更新的角度去认识商周时期的历史，我们显然不仅对重大的历史事件可以具有新的看法，而且对于许多具体的历史材料也都可以作出新的解释。
例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何以在周代产生？具有“天降命于君谓付以天下”意义的多义的“令”（命）字和“天子”的概念何以在康王以后的铜器中才能看到？倘若从“突破部族社会桎梏”的意义去认识周初的改革，这些问题就很好解释了。
周初“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的结果，实际是使周人在广袤达数千里的区域之内建立了数十个力量强大的武装殖民点，虽然在每一个殖民点的周围仍然是敌对势力密布，但这些诸侯之间却是以共同的“华夏”自居，同气相求，遥为呼应，并共同尊奉周王室为共主，这样的事情是前所未有的。从而，一个大部族之“大邦”周围是众多非本部族的“小邦”、其远方更有许多敌对的“异邦”的局面开始被改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由是而形成。
“普天之下”，概指极其广大的地区，“凡天之下的土地无所不包”。族邦社会时代，一部族无论怎样强大，其直接的生存繁衍之地也只能是有限的区域，之外自然是其他部族的生存繁衍所在。故强大的部族可以自称“大邦”、“大国”、“大邑”，却不会自称普天之下都是他们的生存所在。但周初封建诸侯的结果，却使周部族的生存远及极其广阔辽远之地，这些生活在遥远地域的周部族及其以周部族为骨干的诸侯共同体全都听从周王的号令，由是而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认识。
当这种认识不断巩固之后，以突出“宗子”地位的宗法制度来维系与治理天下的周王便具有了自视为“上天之子”的自信。在我们至今所能看到的金文材料中，具有“天降命于君谓付以天下”（王国维语）意义的多义的“令”（命）字和“天子”的概念之所以在康王以后的铜器中才能看到，原因即在于此。
正如王国维所说：“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4]周代的诸侯称呼周王为“天王”、“天子”，而决不敢称“大邦周”，自己也决不敢称“小邦晋”、“小邦鲁”；即使到了春秋以后王室衰落的时期，诸侯霸主的大臣见到天王的使者也仍然要谦卑地自称“陪臣”，亦即“臣子之臣”。这恰恰体现了殷周国家体制的根本差异。要而言之，从这一时代起，中华民族的先民才第一次具有了“天下一体”的观念。而殷代则无这种观念，即便在“小邦周”与“大邦殷”关系最密切的时候，二者显然也并非一体。
由是，我们亦可以对孔子何以极其推崇周文化，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孔子曾经用衷心赞美的语言称颂过周代文化与制度建设的功绩，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5]（《八佾》）感慨周文化博大精深的厚重底蕴。又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5]（《阳货》）明确表示就其内心的归属而言，他是完全认同周文化的。孔子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当然不可能如我们今天这样，从突破族邦社会桎梏的意义去认识周初变革，但他却凭着自己敏锐的目光，清楚地判断出周与殷商是两个迥然不同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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