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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理论更新对于先秦史研究意义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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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5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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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类自身的人口繁衍以及他们所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传承所具有的巨大阻碍、破坏和桎梏作用，即使今天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也仍然可以从现实的世界上深切地感知。因为直至今天，世界各地的族邦社会仍然发展缓慢，而不断发生的族邦间残酷争斗的惨剧，依然屡屡使文明社会深为震惊。像非洲的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的仇杀，仅仅在近年还造成数十万人的无辜死亡，真是骇人听闻！
试想，在今天这种信息与科技成果的传播高度迅捷发达、全球的经济日趋一体化、文明的影响极为广泛和巨大的条件下，族邦社会的发展尚且如此缓慢，族邦间的战争与仇杀尚且动辄造成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万人的死亡，那么，在人类还处于早期国家乃至前国家时期那种相对野蛮愚昧和封闭的状态下，这种族邦结构会对社会的发展进步具有怎样严重的桎梏与阻碍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了。
不难想见，许许多多早期文明的夭折消亡，可能都是这种族邦间的封闭状态与残酷仇杀火并的结果；许多生态环境良好地区的人类社会之所以在成千上万年的漫长岁月中始终停留在原始时代，显然也与这一原因密切相关。大量无可争辩的现实例子告诉我们：直至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族邦社会的进步依然是十分缓慢的。
由此，我们当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酋邦理论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而在直至今天为止的史学研究中，这一理论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仍然未能得到充分的认识。例如，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谈到处于野蛮时期高级阶段的部落联盟，已不同于野蛮时期低级阶段的那种联盟的性质，他们描述的这个阶段实际上同所谓的酋邦社会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我们实不必为着一些时兴的名词概念而抹杀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真实内涵”（注：见沈长云参加“唯物史观与21世纪中国史学研讨会”（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举办，2001年11月召开）提供的论文《坚持与发展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新时期先秦史研究的展望》。长云兄是我的同门师兄，对他的学问我素来十分钦佩，但是在这一问题的看法上与他不同。）。
但实际上酋邦理论的最重要意义其实并不在于此。
如一些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所论述，酋邦理论的最重要意义在于：它阐释了一种新的社会阶段，这种社会阶段具有“突出的稳定性”[3]。（注：参见谢维扬著《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本文关于酋邦的引文均出于该书。酋邦的形态究竟如何以及酋邦与部落联盟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等等，在学术界仍然是一个分歧颇大的问题。本文不拟讨论这些问题，而仅仅是想强调酋邦作为典型的族邦结构社会所具有的社会形态的意义。）而这种突出的稳定性来源于其特有的社会功能和机制，诸如其在政治技术上对于复杂的社会因素具有较强的包容能力、控制能力和适应能力，等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按照一些人类学家的看法，酋邦虽然具有向国家形态的过渡性特性，但它本身却是一个“特定的社会阶段”。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酋邦与国家的关系“有两种可能，一是可能向国家转化，二是可能不向国家转化”。它可以在漫长的时期内始终保持稳定存在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酋邦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形态，或至少可以说具有社会形态的意义。
所以，运用酋邦理论，加上我们前面阐释的、族邦社会对于人类早期社会发展所具有的巨大制约与局限作用的认识，我们就可以从两个方面，对于许多生存环境和自然条件并不恶劣的人类社会何以长期始终停留在前国家时代的事实，做出较为合理的解释。
而这样的解释，我们在传统的经典理论中是找不到的。以往，由于我们深受进化论和发展史观的影响，我们总是倾向于从“人类社会必然要不断地由低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的角度去认识每一个具体地域的人类社会；所以，过去中国大陆史学界对于那些未获得充分的发展机会和展现出不断进步的发展结果的人类社会，其实是不予重视的。特别是，在地球上六大洲中占据四大洲之多的南北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人类社会何以始终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我们过去实际上从未提出过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一般仅仅简单地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一笔带过，于是所谓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就成了一个承载万物的篮子，其实已经成为一句不加任何解释的遁辞，是极其苍白和毫无说服力的。因为它仅仅承认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这一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却并未解释何以会形成这种不平衡。
个人感觉，中国先秦史研究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当具体的实证研究已经取得极为丰硕的成果的时候，陈旧的理论模式却还在顽固地束缚着我们对于那个时代的宏观把握与总体认识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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