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尧”有无文字的问题，陶寺III区居住址H3403发现的一个残扁壶的腹壁上和平直背面有用毛笔朱书一个形似甲骨文“文”字的字符，和两个有争议的字符（1、◇；2、似“兀”的篆体）（67）。对于后者，罗琨先生将这两个字符隶定为“昜”，对“文”字无异议。认为扁壶朱书“昜文”，也即“明文”，推测陶寺陶文用这两个字和一个符号（画界）记述尧的功绩，以便帮助记忆，传诸后世（68）。何弩先生认为H3403扁壶平直背面两个朱书字符，上为土（◇），下为兀（似“兀”的篆体），将其隶定为“堯”的初字。笔者认真审视了H3403扁壶背面朱书的两个字符，联系陶寺城址气势恢宏，夯土城墙板块结构“壘土为垚”的实际情况，认为何弩先生的考证是有一定见地的。丁山先生释：“壘土为垚，垚者，高也。”（69）《说文》：“堯，高也”，段注云：“堯本为高，陶唐氏以为号。”垚的本意是指高大巍峨的城墙。“兀”，《说文》：“从垚在兀上，高远也”，段注曰：“高而上平也。”何弩说：“这是典型的黄土高塬地貌。而陶寺遗址恰恰坐落在塔尔山前向临汾盆地中心过渡的山前黄土塬上。”他认为：陶寺文化晚期“堯”字“兀”上只有一个土（◇）；到了殷墟甲骨文，“堯”字“兀”上多加了一个土（◇◇）；至汉代，“堯”字则在“兀”上发展成三个土（垚）。“堯”字的本意即为建立在黄土高塬（兀）上的高大夯土城墙（垚），代指建立在黄土高塬上的城（70）。“文堯”二字在H3403扁壶上的出现，是其唐尧后人对其的追念称谓，诸如甲骨刻辞或青铜金文中尊称其先王为“文武帝、文武丁、文考、文祖”一样。

有学者推测唐尧时期，文字有可能产生。从目前已公布的考古资料来看，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但这种可能究竟能到什么程度，笔者认为：唐尧时期，象形字符正日趋成熟，会意字出现和使用也是事实。上面我们所列举的H3403扁壶背面朱书的两个字符，“◇”与似“兀”的篆体，“堯”字初字的出现，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早于陶寺文化近3000年的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在陶器上曾发现符号、图画及含有符号的组合图画计70多种。其中，除相当数量简单符号外，尚有鹿、网、阜、丘等六、七种符号与甲骨文相近（71）。陕西的半坡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余杭的良诸文化中都有陶文发现，不少文字与甲骨文无二。但最具代表性的是与“帝尧”同时期的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发现的陶片刻字，该陶片长4.6—7.7厘米，宽约3.2厘米，厚0.35厘米，现存文字计5行11字。右起第1行为3个字，其余4行每行均为2个字。这11个刻字，笔画相当流畅，个个独立成字，整体排列比较规则，刻写也有一定章法（72）。笔者在观察这块刻字陶片时，似觉该刻字近似行草，刻字者刻写手法相当娴熟，所书文字定是成熟文字无疑，但至今无人破译。如果该刻字陶片年代无问题的话，我们过去对史前时期不同阶段、不同文化区域内发现的不同字符，所作的体态估量都应该重新去考虑。《论语·泰伯》所云：“尧之为君……焕乎！其有文章”，似乎说得有些夸张，但唐尧时期，人们社会政治生活中最需要的少量文字确已产生，虽远未达到殷商甲骨文成熟的高度，但的确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

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尚未发现唐尧时代的其它文字类记述呢？对此，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当时所用的书写材料难以保存造成的。《尚书序》云：伏栖氏，“始画八卦，造书契”。“书契”即指文字：《释文》云：“书者，文字，契者，刻木而书其侧”。看来，唐尧时代的文章典籍的载体，多是刻写在木头上的。当然，也不排除使用其它材料，诸如树皮、兽皮、麻布之类作为文章典籍载体的可能性。但这些都是易腐易朽之物，故现在我们就很难发现当时的长篇文书了。用毛笔书写汉字，应始于仰韶文化时代，当人们知道用什么工具为陶器施彩描绘图案时，这最初的画笔已具有书写文字的功能了。难怪陶寺文化中发现的“文堯”二字是用毛笔朱书在扁壶的腹壁上，而不是用刀刻在扁壶的腹壁上。虽然这一发现还只是个案，但这个“个案”背后隐藏的事实，却说明距今四千二、三百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北方已经是文明凸现、群星灿烂，以象形文字为原生体的汉字体系业已孕育成熟，中华文明将由此以文字的形式开始记录自己的历史。

结束语

综上所述，陶寺城址完全可作为一个初期国家权力中心已经形成的标志。作为“都城”，这座“都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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