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乃诚先生 认为，陶寺彩绘龙源自良渚文化。他说：“1988年，我提出陶寺文化的彩绘龙源自良渚文化的看法，那时主要是通过对良渚文化陶器（片）上的蛇形纹饰与陶寺文化彩绘陶盘上彩绘龙图案的对比分析等研究提出的”。他所说的蛇形纹饰陶片，是指1936年在浙江余杭良渚一带出土的一片绘有蛇形纹饰的陶片，该陶片上的蛇形纹较为形象，单躯蟠曲，尾在中心，向外蟠曲三周。他认为这是形态上较为原始的蛇形纹饰，其卷曲的特点与陶寺彩绘龙纹接近（61）。

前不久，朱先生又根据《考古》2001年第10期公布的，1997年浙江海盐县龙潭港良渚文化墓地中M12出土的，一件宽把陶杯（M12：32）腹部饰有彩绘龙图案，再次撰文论证。说：“陶寺彩绘龙源自良渚文化有了新证据”（62）。

朱先生的新证据到底是什么呢？海盐龙潭港M12:32宽把杯为夹细砂灰胎黑皮陶。形体较大，口部长径14厘米、连盖高14.7厘米。箕状口部，带盖，流较宽短，粗矮筒形腹略鼓，矮圈足，与流相对的环形把宽达11.7厘米。在腹部、流下和宽把上侧的三个部位以刻画的细线饰三组纹饰。朱先生所说的宽把杯腹部的纹饰，是围绕宽把展开的上下两条长身动物。其头部特征突出，尖牙利齿，双目圆睁，构图手法是把立体位置的双目与牙齿夸张地展示于同一平面；身体由简洁的线条和相间布列的小圆孔构成，围绕宽把杯腹部一周；尾部与头部相对，呈向上弯曲的半圆形，末端尖细。这即是朱先生认为的陶寺彩绘龙源自良渚文化的新证据。

其实，龙潭港M12：32宽把杯腹部的长身动物纹饰所表现的凶猛的首部、长身和弯尾与陶寺彩绘陶盘上所绘的龙形象有明显的区别，仅就首部而言，龙潭港M12：32宽把杯腹部的长身动物首部突出表现的是一对明晃晃的大眼睛和一副上下两排的尖牙。而陶寺龙盘所绘的龙形象是“方头，豆状圆目，有眼无睛，张巨口，牙上下两排，长舌外伸，舌前部呈树叉状分支。”它们之间，除了上下两排尖牙之外，几乎再无相似之处。

朱先生提出陶寺彩绘龙源自良渚文化的另一条理由，就是饰有长身动物纹饰的M12：32宽把杯，其年代略早与陶寺彩绘龙的年代，他把陶寺彩绘龙的年代定在距今4400～4300年之间，把M12：32宽把杯的年代定在良渚文化晚期偏早阶段，距今4600～4400年之间，其实，这并能说明什么问题。

考古学以往发现揭示的规律是：属同一文化谱系，年代上有早晚之分，年代早者可能影响到年代晚者；或者是两个文化区域相邻，发展水平高者可能影响到发展水平低者，具体表现为文化的渗透，即低水平者可能吸收高水平的文化因素。良渚文化与陶寺文化既不属于同一文化谱系，且两个文化区域又相距甚远，连最基本的条件都不具备，它们之间，何谈传承关系？！所以说，“陶唐氏”的“龙”崇拜是独立起源的，是未受到其它外来文化影响的，属土著原创宗教文化。

观察之六：陶寺遗址发现的“青铜器”与“陶文”

作为中华文明的肇始之都，陶寺城址似乎应发现中国最早的金属器和文字，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1983年，在陶寺一座晚期墓中曾出土一件铃形铜器。器形不大，长6.3厘米，宽2.7厘米，高2.65厘米。经化学定量分析，含铜量占97.86%，铅1.54%，锌0.16%（63）。由于铸造工艺粗糙，器壁厚度不匀，还有气孔，是一件采用复合范铸造的成品。另据报道：在陶寺城址北墙Q1北侧，一新发现的陶寺文化晚期墓地，一座编号为M11的中小型竖穴土坑墓中，曾出土一件铜齿轮形器，经金相分析，铜齿轮形器属于砷青铜（64）。笔者断言：陶寺城址作为“帝尧之都”现未发现大型炼铜遗址或铜器铸造的手工业作坊，今后也不会发现大型炼铜遗址或铜器铸造的手工业作坊，因为这附近没有铜矿。

至于说，陶寺晚期墓葬中出土的这两件铜器是不是陶寺人所铸造，至少可以肯定“铜齿轮器”不是当地所造，应属外来品。因为“砷青铜”器的最早发现是在甘肃的四坝文化遗址中，例：甘肃民乐县东灰山四坝文化类型遗址出土的16件铜器，据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对其中15件铜器进行原子吸收光谱定量分析，扫描电子显微镜分析和金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