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已发掘过的曲沃县东许聚落遗址，位于汾河以东，浍河以北，滏河以南之平原上，总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17）。位于塔儿山以南，滏河以北的翼城县南石—曲沃县方城聚落遗址总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18）。位于侯马市东南四公里的浍河两岸的乔山底聚落遗址，面积约50万平方米（19）。距离陶寺遗址都在三、四十公里范围之内。

此范围内未经发掘的大型聚落遗址尚有：翼城县天马遗址约500万平方米；古城遗址约120万平方米；郭家坡遗址约105万平方米。曲沃县安古遗址约80万平方米；东下环遗址约80万平方米。翼城县河云遗址约80万平方米；西石桥遗址约56万平方米；南丁遗址约54万平方米。曲沃县西白集西—西白集东遗址约40万平方米。翼城县西王遗址约36万平方米；下高遗址约28万平方米；古居遗址约28万平方米；南垣遗址约24万平方米；感军遗址约20万平方米；牛家坡遗址约15万平方米；南橄遗址约12万平方米。曲沃县西阎遗址约12万平方米等等（20）。此外，在汾河东岸、临汾盆地北端也发现了大面积陶寺文化聚落遗存——洪洞县侯村遗址约40万平方米（21）。在汾河下游的新绛县、河津也均发现大面积陶寺遗存，新绛县古堆遗址属西王村III期文化—陶寺文化晚期遗址，面积约24万平方米（22）。河津市庄头遗址含陶寺遗存，面积约20万平方米（23）。

诚然，上述遗址的内涵多数是单一的陶寺文化遗存，也有部分是与仰韶、庙底沟二期共存，但这正好说明了文化传承的先后关系。众多的陶寺文化大型聚落遗址在汾浍三角洲地带的存在，不仅反映出“唐尧”末期社会分化加剧，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一批高层次的农耕部落聚落（东许遗址、南石—方城遗址、天马遗址、古城遗址等面积较大的聚落遗址也有可能出现城垣）与二三级农耕部落聚落并存，形成对立格局和主从关系，更主要反映出“尧都”陶寺城在这为数众多的大型农耕部落聚落群中，不仅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雄厚的经济基础，而且占有政治统治核心地位。

就目前而言，全国所有发现这一时期大型农耕部落聚落群的地区，无论是长江下游浙江余杭西部发现的良渚文化遗址群，还是湖北天门石家河发现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遗址群，都无法从分布密度及广度和群体数量及个体质量上与陶寺文化遗址群相比。良渚文化遗址群是目前所知良渚文化最大的一处核心聚落，甚至在良渚文化中居于类似“首府”性质的地位。其背靠山丘，面向平原，在东西10、南北5公里的范围内，较密集地分布了50余处良渚文化遗址，按遗址面积统计，近1万平方米及其以下者29处，1万至近5万平方米者17处，5万至近10万平方米者5处，15万和30万平方米者各一处。有人认为这一核心聚落“当为未建城垣护卫工程的都邑”（24）。但50余处良渚文化遗址面积的总和还不抵一处陶寺遗址面积大。笔者在《关于确定中国稻作起源地“三条标准”的补充——续说“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 》一文中，分析长江下游太湖地区至今尚未发现史前城址的原因时指出：“为什么地处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一期就出现了像城头山那样规模宏大的古城，而与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时期大体相当的良渚文化时期，在长江中游已是城池林立，而长江下游还不见一座城垣呢？这虽然有多方面的因素包涵在内，但最根本的一条，是与这一地区农业经济基础不发达有直接关系的。”（25）

由此可见，汾、浍三角洲大型陶寺文化农耕部落聚落群的成片出现及陶寺城垣的构筑也正好说明龙山文化时期这一地区农业经济的高度发达，坚实的农业基础夯实了陶寺城垣的根基。临汾盆地边缘地带出现的大型陶寺文化农耕部落聚落群是“唐尧”权力扩张的结果，或者说是“陶唐文化”传播、渗透的结果，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唐尧时代”古唐国势力范围的大小。

观察之三：史前“农业革命”为唐尧时代的到来预作的历史铺垫

为什么说坚实的农业基础夯实了陶寺城垣的根基。毋庸多说，构筑规模宏大的城垣，建造富丽堂皇的宫殿，不仅需要高超的技术，而最根本的条件是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所谓物力，粮食是最主要的。而粮食的来源必须有发达的农业经济作保证。从一般意义上讲，原始农业的发生，实际是人类作用于自然的一场革命，故而有人称之为“农业革命”。这场革命的产生，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环境。首先使新石器时代之初出现的小规模、疏散式、不稳定状态下的农耕部落，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技术的提高、和物质条件的逐步改善，在其首领的带领下，又不断扩大自己的地盘，甚至整体迁徙自己的部落，去开拓新的领地。从而使其居住地进一步稳定，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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