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之五：“陶唐氏”的“龙”崇拜与“蛇型原龙”

现在，一般学者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时候，仍把“城市、文字、金属器、礼制器物”四要素作为文明起源的必备条件，而忽视了中国文明起源之初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东西、即“最初”形成的民族崇拜观念与“传统”的民族崇拜观念之间的关系。陶寺大墓中发现的精美的彩绘蟠龙陶盘、彩绘壶和成套的通身施彩的木漆器等，不仅展示出“唐尧文化”与同期其他文化相比先进发达的一面，而且反映出唐尧时代古唐国独具特色的意识形态，即“龙”崇拜。

陶寺大墓出土的龙盘，一般为泥质褐陶，火候很低，或着黑陶衣，盘壁斜成平底，外壁饰隐浅绳纹，内壁磨光，以红彩或红、白彩绘出蟠龙图案。M3072∶6，敞口，斜折沿，通高8.8，口径37，底径15，沿宽1.8厘米。龙纹在盘的内壁和盘心作蟠曲状，头在外圈，身向内卷，尾在盘底中心。形象作蛇躯鳞身，方头，豆状圆目，张巨口，牙上下两排，长舌外伸，舌前部呈树叉状分支（56）。有的盘在龙颈部上下对称绘出鳍或鬣状物，与商代蟠龙的明显区别是无角、也无爪、有眼无睛、眼作豆状，不同于商代龙呈“臣”字形目。蟠曲形态也不同，商代蟠龙与蛇类自然盘曲状一样，是头在盘心，身向外卷，尾近盘沿；从整体形态上看，陶寺龙与商代以来的龙形象是一脉相承的，它代表的是以中原民族文化为根祖的“华夏龙”之形象。

1978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45号墓中发现了一幅蚌塑“青龙白虎图”，年代距今约6500年。青龙是以鳄鱼为原型的“蚌塑原龙”。当时新闻媒体称其为“中华第一龙”（57）,其实这是不妥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中原地区的仰韶、龙山文化遗址或墓葬中，所发现的原始龙有“鳄型原龙”与“蛇型原龙”之分。西水坡45号墓发现的“蚌塑原龙”属“鳄型原龙”,陶寺遗址墓葬中出土的彩绘陶盘所绘的“蟠龙”属“蛇型原龙”。

从西水坡45号墓的“鳄型原龙”形体来看，这条“蚌塑原龙”整体形象接近鳄鱼，而又比普通鳄鱼原型增加了种种龙的神性；体长1.78米，身高0.67米，整个体形呈较长的S型或之字形，一波三折，体态比一般在地面匍伏爬行的鳄鱼明显要高得多，显示出身体脱离地面超越爬行状态；这条鳄型原龙的头部与一般鳄鱼不同的是，头高高的抬起，作昂首挺胸，瞠目有神之态，吻部像鳄鱼一样较长，颈部长而弯曲，头后面还有竖起的双角，或叫作两撮鬣毛，也与普通鳄鱼大相径庭；整个身长比例也大体接近鳄鱼而明显较高，有四肢，趾分五叉，似鳄鱼又比鳄鱼的爬行更接近直立；长尾巴也像鳄鱼，而尾端也作掌状分叉，又与一般鳄鱼有别（58）。这条“蚌塑原龙”与一只“蚌塑白虎”，一左一右出现在西水坡45号墓，它反映的是公元前40世纪中叶“四时天象图”中的“二分图”，即一年分成二十四节气的“春分与秋分”之天象图（59）。

而陶寺遗址中出土的彩陶盘所绘的蟠龙，实际上是以蛇为主要原型的原龙，适当吸收了鳄鱼等动物的某些特征：头部基本似龙，没有脖子，头与身直接衔接，眼睛又小又圆，口中吐长信，这些地方以蛇为原型；但吻很长，利齿成排，又有点像鳄鱼；口中吐出的信子很长，若麦穗麦芒的形状，则是想象的成份居多；龙身体也近似蛇而修长，蜷曲成环状；没有足，遍体鳞甲，对称成行，则有近似鳄鱼；头后的左右两边，如鱼鳍，尾部亦似鱼，分作两叉；蟠龙盘中间若有水纹或云纹，这里的龙有点像是潜龙，仿佛随时可以入水和升天。所以说，陶寺蛇型原龙是中华文明起源、国家起源的重要文化象征。

高炜、高天麟、张岱海等学者在研究陶寺彩绘蟠龙陶盘时指出：“陶盘本是盛器或可作水器，但从出土物来看，火候很低、且烧成后涂饰的彩绘极易剥落，故大约只是一种祭器而非实用器。彩绘其它纹样的壶、瓶、罐、盆等类祭器，某些中型墓也可使用，唯龙盘仅发现在几座部落显贵的大型墓中,每墓且只一件。这就证明龙盘的规格很高,蟠龙图象非同一般纹饰，似乎有其特殊的含义。它很可能是氏族、部落的标志,如同后来商周铜器上的族徽一样”（60）。彩绘陶龙盘在陶寺大型墓中的发现，说明陶寺龙山文化时期，这里有一个活跃于“尧都平阳”，以龙为族徽、陶唐为名号的部落。“陶唐氏”以龙为图腾。“龙”崇拜在中原地区始于陶唐氏以前。彩绘陶龙盘在少数大墓中的发现，也说明墓主人作为龙的传人，就是“龙子、龙孙”，延续中国四、五千年的“帝王”为“真龙天子”的观念崇拜，恐怕正源于此。

那么，陶寺文化中的龙崇拜与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时期的鳄型原龙有没有传承关系呢？这在夏代开国以前，中原民族的大融合尚未真正形成，延续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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